海口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4号）
海口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海口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2年9月25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0月8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口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的决定
（2012年9月25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海口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由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口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2012年8月30日海口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2年9月25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2012年10月8日海口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号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公众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知识的活动。
第三条 科普是公益事业，是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重要任务。
科普工作应当坚持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原则，针对不同对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科普为名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第四条 鼓励和支持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开展科普交流，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资源支持和公共科普服务。
鼓励和支持科普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交流有关信息和研究成果,借鉴国际先进科普理念和实践经验，促进本市科普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计划，制定促进科普工作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科普工作协调、考核制度，完善城镇科普网络，为开展科普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内的科普工作，围绕科学生产、增效增收、文明健康生活开展科普活动。
第六条 市、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检查、督促科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科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科普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第七条 市、区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应当协助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制定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推动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落实。
第八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动未成年人科普工作，指导学校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教育、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结合在职培训、就业培训、创业培训普及科技知识。
公务员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将科普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教育规划，提高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公共服务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
第十条 农业、林业、海洋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及科学技术协会应当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农村科普工作计划；组织农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等涉农单位，开展面向农（渔）民和农业技术干部的农业、林业、渔业科技培训，为农（渔）民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培育扶持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发挥重点科技示范户、种植（养殖）大户对科普工作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第十一条 医疗卫生、人口计生、环保、国土、水务、园林、安监、工业、文化、体育、旅游、消防、气象、地震、新闻传媒等行政主管部门或机构应当根据各自职能特点，利用其资源和设施，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二条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应当积极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动。
第十三条 中小学校应当建立科技辅导员队伍，把科普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教学活动和学生特点开展环保、节能、安全、健康的各类科普教育，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制作、科技发明、科技竞赛、科技考察、科普夏（冬）令营和参观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场馆等活动。
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职业培训，开展科技教育，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
幼儿园应当把科普知识作为幼儿教育内容。
第十四条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当积极组织、支持和鼓励科技工作者、教师结合本职工作通过举办讲座、咨询等方式开展科普工作。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向公众开放具有科普功能的陈列室、实验室、实验基地或者其他场地、设施。
第十五条 科技馆（站）、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科普活动站、文化馆（站）、青少年文化宫、科普教育基地、示范基地等场馆应当利用其资源和设施，开展科普活动，定期向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第十六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发挥行业优势开展科普活动，开设科普专栏、专版，播出科普节目，制作并免费发布一定比例的公益性科普广告，提供科普类信息服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开展科普活动。
第十七条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应当通过举办学术论坛、组织科普讲座、扶持科普作品创作等形式，传播社会科学知识。
第十八条 市、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普工作规划并结合各自的特点、联系对象开展科普活动。
第十九条 各级工会应当利用现有的文化宫（馆）等场所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技能培训、技术推广等科普活动。
产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开展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结合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新工艺、新服务规范的推广应用，组织职工技能培训，普及与生产经营、职业卫生、安全防护、消防安全、节能节水、环境保护、信息网络等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推行职工带薪培训制度，提高职工的科学素质和生产技能。
第二十一条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科普资源丰富的特点，面向公众每年定期集中展示、宣传高新技术产品和成果。
第二十二条 农业、林业、渔业等技术推广（培训）机构、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科技110服务中心、科普活动站等，应当积极向农民宣传、推广、普及种植、养殖、加工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技知识，为农民提供科技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指导等服务，并将推广应用技术与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结合起来。
第二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城乡劳动人口的特点，开展科普宣传，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促进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第二十四条 公园、商场、机场、车站、广场、码头、自然保护区、旅游景点等各类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在所辖范围内建立科普宣传栏，加强科普宣传。
第四章 科普对象、内容和形式
第二十五条 科普工作应当面向全市公民，以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第二十六条 科普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经济、社会等科学知识；
（二）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
（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的知识；
（四）信息技术、生态与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气候与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科技知识；
（五）有关医药康复卫生保健、疾病预防控制、优生优育和商品使用等日常生活中的科技知识；
（六）其他科技知识。
第二十七条 科普工作应当结合实际，采取下列形式组织开展：
（一）根据国家、省、市的要求，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省科技活动月、社科普及周、专题科普日、科普讲座、培训、科普展览、科普大集市等；
（二）举办科普论坛和科普产品博览会等；
（三）创作、编写、出版、传播科普、科幻作品或者读物等；
（四）开展面向城镇社区和农村的 “社区科普益民计划” 、“科普惠农计划”等科普活动以及新技术推广、培训、试验示范、科学技术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
（五）开展创建各种类型的科普基地和科普示范单位等活动；
（六）开展科技创新宣传、科学调研考察、科学体验和科普夏（冬）令营等活动；
（七）社会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其他形式。
第二十八条 科技、教育等部门、科学技术协会等团体应当通过 “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科技专家进校园（社区、科普基地）、中学生进科研院所（实验室）等形式，组织科技工作者与未成年人开展面对面的科普活动。
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有针对性地向青少年推荐科普课外读物，组织有关专家编写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科普课外读物，并向青少年优惠提供。
第二十九条 文化、科技、卫生、农业、气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当开展以文化、科技、卫生、农业、气象等为主要内容的下乡活动。
文化、科技和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根据农民需要，组织捐赠科普图书，放映科技电影，举办农村实用技术讲座、咨询、培训等活动，并协助建设农村文化、科普图书室。
医疗卫生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医务人员向农民开展医疗保健咨询等服务，宣传疾病防治、优生优育、健康保健等知识。
第五章 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
第三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扶持科普组织、科普工作者依法自主开展科普活动。
前款所称科普组织，是指专门从事科普工作的社会团体，专门从事科普研究、创作、教育、展览、出版的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所称科普工作者，是指从事科普研究、创作、展教、出版和青少年课外科技教育的专门人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科普工作人员，科普类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科普志愿工作者。
有关单位应当对开展科普活动、从事科普合作、参加科普学术交流、进行科普研究等活动给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在开展科普工作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普组织，自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
（二）承担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委托的科普项目；
（三）依法创办经济实体，开展科普服务；
（四）依法获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为发展科普事业而提供的资助、捐赠；
（五）从科普有偿服务活动中获取合法报酬或合法收益；
（六）获得名誉、荣誉、奖励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权益；
（七）提出有关加强和改进科普工作的批评或者建议；
（八）其他规定权利。
第三十二条 科普组织、科普工作者及其他企业、个人在开展科普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进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
（二）宣传封建迷信、反科学或者伪科学的内容；
（三）传播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
（四）变相骗取财物或违法推销产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三条 市、区科学技术协会应当建立科普工作队伍，组建科普专家团，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科普宣传和科普服务活动。
鼓励大学生、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各种科普志愿活动。
第三十四条 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在科普活动中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可以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申报科技进步奖。
第六章 保障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市本级科普经费按本市常住人口总数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安排，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保障科普工作顺利开展。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每年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普活动。
科普经费和社会组织、个人资助科普事业的财产，应当用于科普事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克扣、截留、挪用。
第三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列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合理安排科普场馆及设施的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科普场馆及设施用地的使用性质。
有关单位应当加强科普场馆、设施的管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将政府投资兴建的科普场馆改作他用。确因城市建设的需要，经批准将科普场馆改作他用或者予以拆除的，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原地或者异地安排新建同等规模以上的科普场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扰乱科普场馆秩序或者损毁科普场馆、设施。
第三十七条 镇、街道、居（村）委会应当建立科普活动站、城区科普宣传栏（廊）、电子科普宣传屏等科普设施。
科普活动站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科普宣传员。
第三十八条 出版发行科普类读物、音像制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三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依法设立科普基金，投资建设科普场馆、设施，捐赠财物资助科普事业。
接受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财物的单位，应当将接受、使用财物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的财物用于科普事业或者投资建设科普场馆、设施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四十条 科普工作者的科普成果纳入政府科学技术成果登记和奖励范围，并可以作为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和工作业绩考核的依据。
第四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科学技术协会聘请科普社会监督员，对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进行监督，发现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当场予以制止和纠正，或者通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市公安、工商、质监、文化、价格、市容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均可向市或者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或者投诉，市或者区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或者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四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对在科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履行科普工作职责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
国家工作人员在科普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碍科普活动或者侵犯科普组织与科普工作者合法权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违法开展科普工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克扣、截留、挪用科普经费或者贪污、挪用社会组织、个人资助科普事业的财物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并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擅自将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改作他用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扰乱科普场馆秩序或者损毁科普场馆、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责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战时军事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田胜利
战争的存在，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划分为战时状态和平时状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当然离不开对战时和平时社会条件的研究。当前，我们对法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平时社会条件下的军事法规和军事活动，因而，面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现行军事法学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加强对战时军事法的研究，就成为法学亟待解决的课题。所谓战时军事法是指适用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军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战时军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 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 月14 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 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 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 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 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 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 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 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 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 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 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 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 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 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发布。无权发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 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宪政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 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 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宪政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戒严令确定实施戒严的市、区或省，确定戒严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的效力，戒严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的，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发布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戒严、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戒严，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１、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