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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民事案件调解成功率

王胜宇


　　调解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除了特别程序、公示催告和企业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所有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均适用调解。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也有利于减轻法院繁重的审判工作强度和大量执行工作压力,也为当事人减轻了诉讼成本,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当事人的申诉、上访。“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新时期民商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指导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人民法庭要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省院及黑河中院也先后将调撤率纳入目标考评中，可见，在民事案件审理中，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说，如何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结合审判实践，现就如何提高调解成功率谈几点浅薄体会。

一、做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调解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认真阅读原告的诉状，了解他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审查判断其提供的初步证据是否与其诉讼请求相一致。二是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时，要认真听取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求、事实和理由的看法，认可程度、争议焦点以及相互间的差距。三是尽量全面告知当事人调解的权利。在知悉原告请求、被告答辩的基础上，为了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对当事人强调其拥有调解的权利及调解的优点，比如能缩短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诉讼费可以减半收取，还能利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可以免去以后强制执行的执行费用以及以后执行的麻烦等等。

二、通过诉讼代理律师做好调解工作。律师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支持者和协助者，在调解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师对调解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当事人信赖自己聘请的律师，对自己律师提出的建议通常会言听计从，因此，在对有律师代理的案件进行调解，一般通过律师来对当事人施加影响，让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对有律师代理的案件进行调解应积极做好代理律师的工作，争取律师的配合，让律师和当事人沟通，发挥其疏导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代理律师做好调解疏导工作是促成调节的有效途径，有一部分律师却不仅不会促成调解的进行，还会阻碍调解的顺利进行。碰到这样的律师，法院就不应该再通过诉讼律师进行调解工作，而应该主动与当事人联系，早日与当事人确定调解的时间。在日常工作中，法官对于哪几个律师支持调解工作，哪几个律师反对调解工作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对于比较陌生的律师，可以先同律师进行接触，试探一下律师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三、巧妙利用其他社会力量促成调解。法官在主持调解时，由于身份限制，很多话是不能自己来说的，同时基于案件的一些情况，仅靠法官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法官要善于寻求法院以外的各方力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合力，共同调解。如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所在单位、村、屯等相关人员做好调解工作。这些人与当事人都有血缘、地缘、情感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时与当事人接触距离较近，当事人对他们有一种信赖感和依附力，通过他们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协调，劝导，可以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使当事人改变态度，达到法情相融的效果，起到“催化剂”、“润滑剂”的作用，从而提高案件的调解成功率。

四、适当运用诉讼保全等手段，增加当事人参与调解的主动性。

　　如果当事人仅仅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和传票，很多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也没有主动参加调解的心理冲动。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就会给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压力，激发当事人希望迅速解决纠纷的冲动。法院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当事人进行说教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

五、把握调解时机，提高调解效率。
　　掌握调解时机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环节。法官在进行调解时要选择最佳时机，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坐失良机，应尽量一次调成，如果一次调解不成，让当事人长时间思考则会夜长梦多，有的当事人不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是到处拉关系，说情，有的当事人本来想解决问题，但由于他人的挑拨刁难，无事生非，以种种借口搪塞，本应履行的义务也不履行。一般情况下，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宜早不宜迟，对外力影响小、诉讼成本较小的案件在开庭前调解，可以避免双方在激烈的庭审辩论中激化矛盾，效果会很好。对于部分矛盾容易激化、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则要求法官始终保持冷静，控制好调解的时机和节奏。在调解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引导双方当事人多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并从对方的角度了解他人的苦衷。通过角色互换，多感受对方的心理，进而缓解矛盾，为调解打下伏笔。让当事人学会换位思考时，法官本身也应该更处处为当事人着想，要想到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处于当事人的境地，我会如何。有些案件，需待双方当事人冷静之后再做调解工作。如离婚案件，有的是因为与对方父母关系僵化造成，有的则是由于一时误会或一时冲动所致。如果在双方的气头上进行调解，必定是事半功倍，闹不好还会两头受气，此时宜采用冷处理，叫双方回去考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身边的人必定会做一些和解工作，同时也帮助双方解开一些疙瘩和消除一些误会，有的当事人会主动来撤诉。没有完全想通的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程度地动摇，这时法官可乘热打铁，加大调解力度，这样，和好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增加。
　　总之，调解工作是以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为目的的一项艰苦工作，也是疏导人际关系，倡导诚信友爱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作为一名肩负民商事案件审判责任的法官，要把调解作为民商事案件结案方式的第一选择，把调解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在调解中，要摸清当事人的思想动态，根据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以情动人，使问题和矛盾圆满解决。






　　　　　　　　　　　　　　　　分析我国证据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