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
2000年9月27日 13:21 曹诗权
新中国婚姻家庭法经由以195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停滞、以198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恢复和发展，至9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婚姻法》为主干、以《收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为配套、以其他部门法相关规范和各个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渊源为补充的分散化结构态势。与此相伴随，法学界关于修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从80年代末拉开序幕，90年代中期趋于共识，至今已提上立法工作议程，初步完成了“专家试拟稿”，并正在展开讨论。参与这一跨世纪的重要立法研究活动的学者，理应感受到一种学术的沉重和历史的责任。为此，笔者特就中国婚姻家庭法宏观定位的五个方面提出粗略思路，以期学界同仁加以提升和深化，并纳入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建构之中。
一、粗疏与细密：婚姻家庭法技术定位
从立法技术等形式意义剖析，作为一个部门法律制度，必须具备规范性、严密性和确定性，自成一体，系统周全，确保其诸项法律价值的整合同构。基于此，立法必须恰当把握细密与粗疏的关系，一方面使每个法律规范、法律条文都是具体、完整的，使每一个环节、方面都没有漏洞，另一方面又保持对某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抽象和概括，使法律规范具有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的一般化效能，实现法律的价值互补和功能契合。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婚姻法》以概括性、原则性强为一大优势和特点。结果，整部“法典”和各项条款从形式到内容提纲挈领，抽象、笼统、粗疏、模糊，亦成为其严重弊端；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取向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化及法律自身价值的要求；高度概括式的法条表述和宽泛粗疏的结构背离了法律规范明确性、具体性的操作规律，也逾越了其典型化的一般定位走向，从而使法律失去了作为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指南的严谨地位，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往往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可操作性差。
基于法律规范细密性的要求，针对现行法过于精疏的缺失，新的婚姻家庭法应首先从立法技术上进行更新，从精放式原则转向细密性规范。而作为细密性要求之内容，须特别注意把握三个方面：
第一，统筹兼顾和反映社会对婚姻家庭法的正义、安全、效率、灵活、简短等多重法律价值的要求，优化选择确定由法律概念、基本原则、法条、法律规范等元件组成的法结构——功能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功能和价值的协调、整合、统一和最充分、最有效地体现，尽可能地避免法律系统内部的功能互克、冲突和抵销。
第二，改变现行法的概括性、抽象性及其连带的简略性纲要形式，摒弃以往“宜粗不宜细、“先粗后细”的立法技术倾向，使规范体系归于详尽、明确、具体，与调整的现实社会关系贴近，增强各项制度的形式约束力，提高其操作适用的安全系数。
第三，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必要的假定、处理、制裁三个要素，引入法律责任机制，使制度的整体构造和单元结构完整、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控制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不失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健全相应法律制度的责任保障体系，做到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相对应，法律责任的幅度与违法行为的危害度相吻合，法律责任部分对违法行为的认定与行为模式中义务性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婚姻家庭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施控方向，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积极行为，禁止、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矫正、制裁人们的违法行为，创设积极的法律秩序。
二、个人与社会：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定位
认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定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婚姻家庭的属性内涵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偏废。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和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性能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现代社会的运作、发展模式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认知和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保障个体利益，维护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化责任与义务，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作为两者的实现媒介，则是婚姻共同体和家庭共同体。
第二，婚姻家庭法的民法属性决定了其基本价值定位。在调整对象层面，婚姻家庭法归位于民法，构成“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确认主体的私人利益，调整私益关系，借助民法上私益的合理运转，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和完满实现，是民法的一大基本特性。以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表征的婚姻家庭法植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社会生活，其规范对象亦带有鲜明的“私人利益关系”取向，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人的自然需要和利益，此乃人格化的本质性利益而非目的性利益；二是由婚姻家庭社会机制所衍生的人的身份利益及其伴随的财产利益，可谓伦理化的法权利益。近现代婚姻法家庭的价值定向集中于确认这种利益，调整该利益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保障此类“私益”的最佳满足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基于此，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共同的作用是将确认和调整的私人利益关系归属到权利实体，建立民事权利体系，保障私权，从而奠定了权利法的根本属性，使法律价值显得个人优位于社会。然而，当代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已突破了这一传统定势，以往的私权绝对、私权神圣已在走向私权相对和私权有限，社会本位的价值日益凸现，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既是民法这一演进趋势的表现，更是其典型印证。
第三，婚姻家庭法在功能指向上，应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毕竟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及个体需要与社会利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中国婚姻家庭法既要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坚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三、传统与继受：婚姻家庭法的文化定位
婚姻家庭法文化作为法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该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方面的总和。中国婚姻家庭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宽阔，内涵丰富。如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应把握其三大源流：一是本土的通过社会性历史遗传积淀下来的固有法文化，即通常意义上的固有法传统，它反映着法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延续性。婚姻家庭及亲属关系的强烈伦理性、鲜明地域性和世代延续的习俗性，决定了这一文化源流在法制实践中具有特别厚重的地位，并构成新的立法实现社会化、产生良好的法制效应的社会环境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和民众认知、接受法律的心理情感基础。二是在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全球格局中，借助各种形式或载体所不断进行的文化交流、传播、吸纳、同化和互融，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文化中不容回避地吸附和渗入了外来的异元文化源流，即继受法文化。人类两性、血缘关系的普遍属性和价值、婚姻家庭与市场经济交织的共同规律、西方近现代亲属法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决定了这一文化源流在中国婚姻家庭法实践中不能被排斥或否定。它是法文化得以丰富、发展的重要源泉，亦是法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客观要求。三是一个社会在特定横断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适应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以现实社会背景为母体所造就的新生法律文化，即创造性、建设性法文化，它是法文化的实践性、发展性的集中反映。新中国50年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使这一文化源流异常活跃，成效显著，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现代中国法文化传统。
跨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不仅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现代法制建设工程，而且是一项多元而广阔的历史性法文化建设。围绕这一建设工程，必然交织着继受性法文化的吸纳、传统性法文化的继承和时代性法文化的创新三位一体的交融同构。整个立法活动的运作，既非对传统法文化的直接继承，也非搬用外国某一法文化模式为圭臬，更非传统法文化与继受法文化的简单嫁接或联姻，而是在现代法文化的构造中根据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的需要所形成的法文化建树和更新。这一文化实践，介于传统法文化和继受法文化之间，既有对传统法文化的一定程度的扬弃和超越，又有对继受法文化的筛选和驾驭，从而显示出较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和较异元文化的独特差异性，构成了法文化的鲜明时代感和现实的价值与功利取向。它表明潜隐于立法活动中的法文化并不仅仅静止地表现在文字上或观念上，而是一种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现实活动，具有实际的社会效果和博大的发展容量。
四、现实与前瞻：婚姻家庭法的导向定位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①据此，进行婚姻家庭立法，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正确反映在法律规范之中，这是立法导向的现实性定位。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基础层面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把握立法导向的现实性，必须充分认识到婚姻家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切入生活实际，推展客观规律，厘清特殊或个别，尤其要总结归纳近20年的新情况、新问题，紧扣时代脉搏，防范立法与现实的脱节或错位。
另一方面，婚姻家庭法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一个法规体系，它深嵌于社会母体，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形式、功能、效果等诸方面并非完全显现于法典条文，而是深隐在社会母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因不同社会背景社会力量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异、演化，此即社会因法律的影响而变化，法律也同样会因为社会的影响而变形。同时，婚姻家庭法亦不是静止的规则体系，在形式上它表现为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的规范条文，实质上则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各方面活动。法律走向社会，实现社会化，必须依靠一定主体的操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遵行，这是法律的运行、流动、变异、转化；其结果，便使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现实结构和其原始规范结构乃至立法指导思想发生巨大差异。因此，从追求法的社会化法治绩效出发，新的立法必须切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普遍要求和规律，准确认定和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和需要，确保其与规范和调整对象有最具普遍意义的吻合性，从而达到其内容真正变成所调控的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的价值规范，成为人们能自觉意识和把握的行为准则，实现其规范、引导、确认、预测、罚禁等多重功能。
但是，立法不仅是要解决昨天、今天发生的问题，而且更要解决明天的问题。所以，科学地确保法的稳定性、导向性价值的立法，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性。婚姻家庭立法尊重中国当前实际，但绝不是机械、消极地迎合现实，而应该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实际情况，既尊重当前的客观实际，也考虑过去和未来的客观实际，把客观实际看成是运动发展的，尤其要预测和把握客观实际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迅猛的今天，立法的这种前瞻性特别应予重视。
五、身份与财产：婚姻家庭法的内容定位
婚姻家庭法在内容上由亲属身份法和亲属财产法构成。前者源于婚姻家庭的人伦秩序，是严格意义上的身份法；后者由前者派生，但更贴近于财产法范畴。在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的亲属体系具有鲜明的等级特权和支配服从的身份伦理属性。维护这种身份等级关系不仅是人伦道德之要旨，也是法律规范之重心，所以其婚姻家庭法的价值本位在于身份，亲属财产关系只能为这种身份服务，居于从属依附地位。近现代社会由“身份到契约”、由“家本位”的农业社会到“人本位”的市民社会的转轨，也带来了婚姻家庭内容重心的移位。传统的反映等级特权、支配服从之人伦要求的身份法因与人格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难于相容而丧失其法律意义；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已不再十分注重身份，而是注重身份中具有独立人格本位的人的权利和利益。所以传统的亲属身份法内容不断减少，亲属财产法则详呈于法条之中。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宗法家庭及其亲属系统充当着特别重要的社会角色，并造就了一整套控制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封建伦理纲常，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熔铸成礼法一体化的身份伦常模式，确立了以牺牲个体利益和强调尊卑等级、孝顺敬畏、支配服从等身份不平等内容的婚姻家庭价值体系。这一礼法并重的身份社会价值体系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而一方面因其封建性和腐朽落后性而构成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的主要斗争目标，使我们的婚姻家庭法从创建开始就不得不将重心置于废除旧礼法的身份伦常、确立新型身份关系之上，身份法地位特别突出；另一方面又因其顽强的文化传统的惰性和社会遗传性而潜伏地滞留于新的时空，不仅残存在人们的道德、法律意识之中，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新法的立法实践和执法操作，使之难于彻底超越重身份、重伦理、重家庭本位的传统固有法定势。再加上新中国几十年社会体制的直接作用，两部“婚姻法”均共同表现出忽视亲属财产法的特性；有关婚姻家庭中的利益关系、财产关系的规范或空缺或简略带过。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身份关系渐趋弱化，财产关系日益增强，传统亲属法的固有性能逐步消亡，导致了婚姻家庭法在原则、内容上不断向民法靠近，或直接被民法容纳。所以我国台湾学者陈棋炎先生指出：“因时月推移，个人就自己价格渐有自觉；且又因经济生活单位渐形个别化，于是，两者互为因果，竟导致社会上之各种结合关系，逐渐变为目的的结合关系。质言之，身份法之主宰范围缩小，而终由财产法取而代之。比如：现代法上之亲子关系，则必有亲子财产法；婚姻关系，亦应有夫妻财产制为其基础；至于继承、亲权、监护等法律关系，与其谓为身份法，宁可谓为财产法上规范，不过间接的以身份法关系为其前提而已。”基于此，现代婚姻家庭法在立法内容的重心本位上，已经或正在从亲属身份法向亲属财产法倾斜。
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结算管理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结算管理的通知
银发[1997]143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
为了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维护正常结算秩序，改进银行结算服务，针对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进行诈骗活动的问题比较突出，给银行造成了一定的资金损失；一些银行结算纪律松弛，压票、退票和受理无理拒付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银行的信誉；有些银行和清算
部门的结算服务质量较低，不能适应客户的需要等问题，现将进一步加强银行结算管理的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的管理
（一）加强对商业汇票承兑的管理。各商业银行要确定所属分支行办理承兑业务的资格，确定的承兑银行内部管理必须完善，制度健全，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对批准办理承兑业务的银行要核定其承兑的最高限额或比例。未经批准办理承兑业务的银行以及超过规定限额或
比例的，不得办理承兑业务。
严格对承兑业务的审查。银行办理承兑业务时，必须审查承兑申请人是否是在本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要根据信贷原则，审查承兑申请人的资信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提供担保，担保可采取保证金、资产抵押、质押等方式；审查承兑申请人的交易合同，是否具有真
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审查汇票上的记载事项是否齐全，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对办理的承兑业务要建立复审和集体审批制度，对大额汇票的承兑要经主管行长审批。对符合规定同意承兑的，承兑银行应与申请人签订承兑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建立商业汇票贴现和再贴现的监控机制。商业银行办理贴现时，必须审查贴现申请人是否是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审查贴现申请人与签发人或其直接前手之间的经济合同，是否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并按照《贷款通则》和信贷制度审查是否符合贴现的条件；贴现、转
贴现和再贴现银行，还要审查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殖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件，并留存。要按照《票据法》和银行结算办法的规定认真审查汇票的记载事项是否齐全、背书是否连续，确定汇票的真伪。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得办理。对金额为100万元（含）以上的大额汇
票或有疑问的汇票，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银行应向承兑银行查询，承兑行必须予以及时查复。贴现、再贴现投向，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对数额较大的贴现、转贴现、再贴现申请，应建立复审和集体审批制度。
（三）改革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方式。自1997年6月1日起，企业单位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律使用新版银行承兑汇票凭证；对申请人未使用新版银行承兑汇票凭证的，银行一律不予承兑。对签发和承兑的新版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或持票人应通过其开户银行采取委托收款方式向
承兑银行提示付款。1997年6月1日前签发承兑的旧版银行承兑汇票，仍采用现行的由代理付款银行代理付款的方式处理；对1997年6月1日起之后仍签发旧版银行承兑汇票的，应由收款人或持票人直接向承兑银行提示付款。
二、严格银行汇票的签发和兑付
（一）严格银行汇票的签发。严禁签发空头银行汇票，各商业银行签发银行汇票，必须坚持先将汇款人的存款或现金转入汇出汇款专户存储，并经复核后，才能签发汇票。银行签发汇票要加编密押，对目前尚未采取加编密押的，要创造条件加编密押。各银行不得违反规定签发现金汇票
，对汇款人和收款人都必须是个人、并交存现金的，才能签发现金汇票；对汇款人或收款人为单位的，一律不得签发现金汇票。各银行要加强内部控制，健全制约机制，银行汇票的空白凭证、汇票专用章、密押和压数机要按规定分人保管，分别使用，杜绝签发汇票“一手清”。
（二）强化银行汇票兑付的监督。兑付行对收款人或持票人提示付款，要审查汇票第二、三联是否同时提交，缺少任何一联不予受理；要认真审查第二联汇票的真伪、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背书是否连续、密押是否正确，第三联汇票号码和填写的内容是否与第二联汇票一致。对未在银
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持票人的提示付款，还应审查是否在汇票背面“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和本人的身份证件，并是否填明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对不符合要求的，银行不予受理。在审查中发现疑点，不得随意退票，应及时向签发银行查询或向有关部门反映。
银行对持票人为个人的汇票在解付时，应以持票人姓名开立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户，并要求持票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留存备查。对转帐银行汇票的原持票人（临时存款帐户存款人）支付款项时，要由本人填制支款凭证、签章并由本人向银行交验其身份证件；该款项只能向其他单位转帐
支付，严禁转入储蓄帐户和信用卡帐户。对现金汇票要认真审查，汇款人和收款人均为个人的现金汇票才能办理现金支取，否则，一律不得支取现金，只能办理转帐。
（三）加强对银行汇票退汇的管理。银行汇票的汇款人需要退汇的，签发银行应要求汇款人将第二、三联汇票同时提交。汇款人为单位的，要审查本单位出具的证明；汇款人为个人的，要审查汇款人身份证件。对于其他银行查询的银行汇票，应在汇票提示付款期满后方能办理退汇。签
发银行对于退汇的汇票款项，只能转入原汇款人帐户。对于符合规定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才能根据汇款人的需要退付现金。
三、严禁结算纪律，强化结算监管
（一）严格执行结算纪律的“三不准”。各行要树立全局观点、法纪观点，认真执行结算纪律的“三不准”。不准以任何理由压票、随意退票、截留挪用客户和他行资金，受理无理拒付、自行拒付退票，不扣或少扣滞纳金；不准在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路畅通；不准违反
规定开立和使用帐户。对违反“三不准”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按照《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当事人和领导的责任。
（二）强化银行结算的管理。各银行的基层营业机构要建立结算管理目标责任制，定期对执行“三不准”的情况进行复查，并向上级管理行和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报送结算质量的情况。商业银行各级管理行要加强对所属银行的管理，保证将结算岗位责任制度、结算质量考核制度、结算
纪律检查制度、“三公开一监督”制度等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对所属机构要确定结算质量考核指标，并定期检查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完不成指标的，要帮助其进行整改。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要加大结算监管的力度，认真落实结算纪律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结算纪律检查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等各项监管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管理行要定期对结算管理工作和执行结算纪律的情况进行总结评比，对结算管理好、结算质量高和防堵结算诈骗案件的
，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结算管理薄弱，结算质量较差的，要通报批评，限期整顿和改进。
（三）开展结算纪律大检查。为有效纠正结算违规、违纪行为，今年上半年各行要开展一次结算纪律大检查。检查的重点是：违反结算纪律“三不准”和利用结算诈骗银行资金的问题；各项结算管理和监管措施以及加强汇票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票据法》和有关票据管理规定的
执行情况；基本存款帐户和其它存款帐户的建立、使用和管理情况。各行的基层银行机构要认真进行自查，各商业银行的管理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要组织重占检查。各基层营业机构在自查结束后，要将自查情况报送上级管理行，商业银行各级管理行要将所属行的自查和重点检查的情况
报送同级人民银行。各行对检查出的问题要立即纠正，并严格按照《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进行处罚。今年下半年人民银行总行将组织检查组对部分省市进行重点检查。
四、改进银行结算服务，加快社会资金周转。
（一）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办理结算。各银行要确定银行办理结算的时间标准，向客户公开业务处理时间和到帐参考时间。向外发出的结算凭证，必须于当日至迟次日寄发；收到的结算凭证，必须及时将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结算的时间，同城一般不超过2天，异地全国或省内直接通汇
行之间，电汇一般不超过4天，信汇一般不超过7天。
中国人民银行要改进电子联行工作，切实保证电子联行运行时间。在现有的运行方式下，小站在会计营业部门营业时间内，不得停止接受往来帐，以保证当天的业务能通过电子联行处理。要坚持随到随发，中国人民银行本身的汇划业务必须做到当天到达，少量特殊情况也不得超过次日
上午；企业单位通过商业银行办理的汇划业务，从汇出行到汇入行不得超过3天。如发生延误，必须分清责任，切实加以处理。
（二）准确安全办理结算。各行要努力提高办理结算业务的质量，汇出银行要坚持制度，严格按照客户的委托支付款项；汇入银行要保证将款项支付给汇款人确定的收款人，防止发生差错和串户。各转汇银行要严格按照联行制度的规定办理转汇，防止发生误划。对发生误划的款项，能
确定汇入行的要及时进行转划。要加强结算业务的查询、查复工作，一旦发生结算事故，应及时得到解决。
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和各商业银行的行内电子汇兑系统要提高运行的安全性，在业务量较大的城市分行实现设备的备份，加强设备维护，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防止事故的发生。
（三）密切银企关系，加强对企业单位结算工作的宣传和辅导。企业单位办理结算是银行结算工作的基础，各银行要采取多种形式，向开户的企业单位积极宣传银行的结算制度和各种支付工具的适用范围、特点和作法；要结合企业单位的特点组织他们选用支付工具，积极推行商业汇票
和信用证结算方式，防止和抑制货款拖欠；要辅导企业单位正确办理结算，提高结算管理水平。
1997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