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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专利促进和保护条例

（2009年6月25日郑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31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激励发明创造，推动专利实施，加强专利保护，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遵循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完善服务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加强专利管理和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利评价体系和审查机制，及时协调处理专利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县（市）、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科技、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编制、公安、教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的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加强专利政策法规宣传和专利知识培训工作，提高全社会的专利意识；鼓励学校开展专利知识教育。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利专项资金，加大对专利促进和保护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
　　专利专项资金用于：
　　（一）专利申请、专利技术实施和转化的资助；
　　（二）专利维权援助和预警机制建设；
　　（三）专利示范培优工程建设；
　　（四）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和政策法规建设；
　　（五）专利宣传培训与人才培养；
　　（六）专利交流合作与专利战略研究；
　　（七）与专利促进和保护相关的其他工作。
　　专利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财政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共同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奖，对进行发明创造并在本市实施，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予以奖励。
　　第九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制订专利战略和专利技术标准化战略，掌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核心技术的专利,加强专利实施推广工作；鼓励个人进行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第十条 扶持生产、研发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财政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在本市实施转化的自主专利项目以及可能产生自主专利技术的项目。
　　财政资金扶持的可能产生专利的生产、研发和技术改造项目，可以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在计划任务书或者合同书中承诺申请专利。项目完成后未按计划任务书或者合同书的要求申请专利的，有关部门不予验收，三年内对该项目承担单位不再予以扶持。
　　在政府采购中，相同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具有自主专利技术的产品。
　　第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的指导，协助企事业单位建立专利制度，鼓励其申请国外专利，组织和推进重大专利技术的推广实施。
　　第十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专利信息网络、专利研究开发、专利技术交易等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专利政策法规、政务服务、预警发布、案件举报、技术交易等专利信息服务，促进专利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第十三条 推荐、认定、考核和复查反映创新能力的荣誉称号，应当把是否拥有自主专利、是否制定并实施专利制度作为主要条件之一；授予或者推荐授予技术、产品荣誉称号，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具有自主专利。
　　第十四条 发明专利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可以作为发明人优先或者破格申报有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依据。
　　第十五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鼓励专利技术的实施与转化。对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项目，应当优先立项、重点扶持。
　　第十六条 企事业单位在研究开发、技术改造等工作中，应当进行专利信息跟踪，建立与专利有关的研究开发工作档案；对符合条件、需要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应当及时申请专利。
　　企事业单位应鼓励、支持员工进行发明创造，及时兑现奖酬；不得压制员工的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利保护维权援助机制，保护专利权人、发明人、设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解决涉及专利的行业性或者区域性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专利维权服务。
　　第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情的需要，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第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作出认定侵权成立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之后，侵权人就同一专利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依法直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的决定。
　　第二十条 举办展览会、展示会、推广会、交易会、招投标会、拍卖会等，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参会专利产品或技术的监督管理。主办单位收到专利投诉的，应当及时移交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并协助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开展专利的申报、咨询、查询、诉讼、维权援助等服务，接受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出具虚假的专利检索、专利信息咨询等报告。
　　第二十二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专利检索、专利信息咨询报告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管理权的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从事专利经营活动的；
　　（二）索取、收受贿赂的；
　　（三）包庇或者放纵假冒专利行为的；
　　（四）泄露举报假冒专利行为的举报人情况和举报内容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逮捕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亮点之一。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关于逮捕制度的修改主要包含两项内容:第一，进一步明确了逮捕的条件。即，将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第二，完善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其中，逮捕条件的完善无疑是此次逮捕制度修改中的重中之重。而且，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逮捕条件不仅决定着是否应当批准或决定逮捕，同时，还构成了是否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的前提条件。

具体而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修改与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罪责轻重，明确了“重罪”的逮捕条件

关于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只有一个标准，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然而，由于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的最基本刑罚种类，因此，该项罪责条件根本无法区分轻罪、重罪，从而区别对待。鉴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刑罚轻重，以是否“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为标准，将刑事案件分为两大类并设置了不同的逮捕条件。其中，对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只需具备证据条件即应当逮捕;而对于其他刑事案件，则必须同时具备传统的证据、刑罚和必要三要件，才可以批准逮捕。换句话说，与其他刑事案件不同，对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重刑本身已经表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逮捕的必要。

关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解读，我国司法实践的习惯做法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刑罚预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审查逮捕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与审查起诉阶段不同，此时往往还无法形成一个明确、具体的刑罚预期。在此意义上，如果采取刑罚预期的解释方式，该项规定不仅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的、可预测的判断标准，反而会为办案人员留下太大的模糊空间。因此，在解释上，不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将其解读为:“最轻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第二，明确列举了“有逮捕必要”的各种法定情形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除对“患有严重疾病”和“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两类特殊主体“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外，其他符合三要件的情形均应逮捕。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通常将逮捕的第三个条件概括为“社会危险性条件”。其实，细读刑事诉讼法的上述条文，我们不难发现，立法的本意并不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而在于强调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也即，立法者这里所强调的是“逮捕必要”，而非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而且，在比例原则观念下，这里的“必要”二字，其实意味着“逮捕应当是一种最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在比例原则约束下，“逮捕必要性”条件原本可以，而且如前所述，事实上也正在成为降低批捕率的有效手段。

基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列举了“具有逮捕必要”的各种法定情形。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第79条第一款、第二款后段的规定，具有逮捕必要的法定情形有七种: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6.曾经故意犯罪;7.身份不明。

第三，针对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义务的案件，规定了特殊的逮捕条件

在强制措施体系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具有“附条件不予羁押”的性质。因此，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期间严重违背法定义务的，可以予以逮捕。但是，通说认为，对于此类情形，在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时，仍应当适用逮捕条件的一般规定。

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条文结构，立法者似乎试图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规定为一项独立的逮捕条件。从立法条文结构来看，该条共计三款，依次规定了逮捕的一般条件、特殊案件的逮捕条件以及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义务的处理。因此，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似乎可以稳妥地说:“可以予以逮捕”事实上是一种与前两款逮捕条件平行的特殊授权性规定。

其实，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已经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9条、第10条明确列举了何种情形下，可以予以逮捕。

总而言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基本上完成了从自由裁量模式向严格规则主义的转型。无论是“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还是具体罗列具有逮捕必要的各种法定情形，均有助于增强逮捕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此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河南省嵩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