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89 号
《苏州市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6日市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阎立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苏州市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旅游船艇的交通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船艇，是指用于水上旅客运输、旅游、娱乐、餐饮等活动的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水器、移动式平台以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船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市、县级市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市、县级市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在其交通主管部门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船艇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安全监督、旅游、公安、水利、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农林、园林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船艇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旅游船艇的安全责任制，组织协调旅游船艇水上交通事故、遇险的救助和处理。
第二章 旅游船艇及船员
第六条 已经列入船舶登记范围的旅游船艇航行或者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持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二）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船舶登记证书；
（三）配备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船员；
（四）配备必要的航行资料。
第七条 尚未列入船舶登记范围内的旅游船艇航行或者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取得地方海事管理机构的《船舶签证簿》：
（一）具有制造企业的产品合格证或者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的技术检验、检测证明；
（二）具有符合乘客定额的稳性和强度；
（三）需专人操作的，应当配备符合规定的船员；
（四）船名须经地方海事管理机构确认。
第八条 机动旅游船艇应当配备必要的通讯设备，并保持良好的通讯状态。航行于太湖等重点监管水域的机动旅游船艇配备的通讯设备必须与水上搜救中心联网。
第九条 操作非机动旅游船艇的船员应当经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考核或者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
申请人申领相应适任证书，应当提交下列相关证明材料：
（一）年龄已满18周岁且男性未满65周岁、女性未满60周岁，经体检合格；
（二）具有有效身份证明；
（三）从事水上工作不少于3个月；
（四）具有与其工作相适应的操作、救助等技能。
第十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冒用船舶、船员证书、证件。
第三章 活动水域及配套设施
第十一条 旅游船艇活动的水域范围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旅游船艇的实际情况划定。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旅游船艇，不得进入京杭运河及主要干线航道或者通航密集区航行、活动：
（一）船长小于20米；
（二）船体为非钢质；
（三）推进系统为单主机；
（四）主推进总功率小于50千瓦。
第十三条 快速船与游客自行操纵的旅游船艇的活动范围，应当与浴场、游泳区边界线及相邻航道保持1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快速船离岸距离不得超过5公里（有航线签注的除外）。
第十四条 旅游船艇码头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会同规划、水利部门划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水上旅游的经营单位应当设置明显标志或者固定隔离设施，防止游客自行操纵旅游船艇驶出划定的范围。需上下游客的，应当有符合有关客运安全条件并取得相应资质的码头。
第四章 航行及其他活动
第十六条 旅游船艇航行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保持了望、注意观察，并采用安全航速。
旅游船艇应当在划定的水域范围内航行。
第十七条 严禁旅游船艇超载航行。
不具备夜航条件的旅游船艇不得夜航。
第十八条 旅游船艇应当在规定的停泊区、码头停泊或者上下乘客。遇有紧急情况，需要在其他水域停泊、上下游客的，应当保证游客安全，并向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旅游船艇停泊，不得妨碍或者危及其他船舶的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并采取相关安全措施。
第十九条 游客自行操纵的旅游船艇开航前，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操纵者告知安全注意事项、操作技术要领和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十条 水上飞行器、潜水器应当在划定的水域内起降、潜水。
水上飞行器进入起降水域时应当密切注意通航情况，避让所有船舶。
第二十一条 旅游船艇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不得将水上摩托艇交由未成年人驾驶。
第五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二条 旅游船艇船员的义务：
（一）开航前向游客讲解安全注意事项，指导、督促游客正确使用或者穿着救生衣，防止游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以及没有成年人监护的儿童上船；
（二）航行途中，劝阻游客站立船头、嬉水等不安全举动；
（三）驾驶旅游船艇时穿戴不得有碍视线；
（四）驾驶快速船时禁止全速回转、大舵角转向及其它惊险动作；
（五）敞开舱室的快速船航行时应当正确使用停车保险装置。
第二十三条 敞开舱室的旅游船艇上的所有人员必须穿着救生衣。
第二十四条 旅游船艇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第三者责任险。
第二十五条 旅游船艇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相应的旅游船艇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
（二）在旅游船艇显著位置标识船名，并在旅游船艇或者码头上设置醒目的安全告知牌；
（三）加强对旅游船艇的维护保养，确保其良好的技术状态；
（四）不聘用无适任证书或者其他证书、证件的人员担任船员；
（五）不指使、强令船员违章操作；
（六）根据旅游船艇乘客定额有序安排游客乘坐；
（七）遇有大风、大雾等恶劣气候时，应当主动停止航行或者活动，并服从地方海事管理机构的交通管制。
第二十六条 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对在安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当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必要时，可以将安全隐患情况、整改建议通报其安全管理部门及相关组织和单位。
旅游船艇发生遇险等突发事件时，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处置。
第二十七条 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责令临时停航、驶向指定地点、停止活动、禁止进出港、强制卸载、拆除动力装置、暂扣船舶等保障安全的措施。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未持有《船舶签证簿》从事旅游船艇航行或者活动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航行或者活动，并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航或者驶向指定地点，并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由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城市园林水域以及其他封闭式水域内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依照相关规定执行，旅游船艇的船舶管理和船员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合同解除 单务合同 解除对象 解除权行使 诉讼方式 诉讼外方式 解除效力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色，单务合同应为解除的对象。对于当事人双方变更或排除我国合同法第94 条的约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考量个案案情，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可有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解除权的行使未采诉讼方式，但纠纷案件由裁判机构处理的场合，合同解除效力照样发生，且自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处时开始。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笔者撰写过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合同解除》[1]，先后发表过数篇论文，提出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化，又有新想法产生，兹整理成本文，求教于大家。
一、单务合同是解除的对象
单务合同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法国民法典》( 第 1184 条) 、《德国民法典》( 新债法第 323条、第 324 条) 、《瑞士债法典》( 第 107 条、第 109条) 都持否定态度，日本民法没有明确规定，判例承认法定解除适用于单务合同(注：日本大判昭 8·4·8 民集 12 卷 561 页等。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但学说对此持有异议，现今的有力说亦然。(注：[日]我妻荣: 《债权各论》( 上卷) ，148 页; 星野英一: 《民法概论 IV( 契约) 》，第 70 页。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在中国，郭明瑞教授和韩世远教授都赞同法定解除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注：郭明瑞: 《论合同的解除》，载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编: 《企业·证券·合同》，298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转引自韩世远: 《合 同 法 总 论》，597 页，北 京，法 律 出 版社，2004。)笔者则主张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对于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均有其适用，理由如下:
1. 应当看到，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限于违约解除，也包括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解除，还有不以违约作为解除权产生条件的约定解除，以及协议解除。在后三种场合，允许解除单务合同，会使债务人免去债务的束缚，使债权人及时脱离已经没有积极意义的合同关系，免负附随义务等负担，轻装上阵，进行新的交易，显然十分必要。
2. 还注意，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但包括违约解除，也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所说的合同终止。须注意，这些立法例及其理论上的任意终止，包括任意终止无偿委托( 任) 合同、无偿保管( 寄托) 合同。由于中国现行法上将它们所谓的终止也叫解除，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为《合同法》) 第410 条规定了任意解除，其中包括任意解除无偿委托合同这种单务合同; 《合同法》第 376 条第 1款规定了寄存人可随时领取保管物，表明不论保管期限是否约定及是否明确，寄存人均可随时解除保管合同，包括无偿保管合同。(注：关于无偿保管合同适用终止制度的理由，见邱聪智: 《新订债法各论》( 中) ，姚志明校订，29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显然，称中国现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不适用于单务合同，不符合事实。
3. 即便局限于违约解除的类型讨论单务合同可否作为合同解除的对象，采否定意见也有其弊端，持肯定看法有其积极价值。
( 1) 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承认单务合同适用于解除制度，免除了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得不到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或服务，至多能够请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而不解除合同也能获得此类救济。就此看来，单务合同作为违约解除的对象，似乎时常有利于债务人( 违约方) ，而不利于债权人( 守约方) 。对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理性人，债权人会权衡利弊而作出决定。将是否解除的权利赋予债权人( 守约方) ，而非法律禁止解除，更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退一步说，即使债权人( 守约方) 果真选择了解除合同，且结果于其不利，也是他自己所愿。此其一。其二，债权人负有附随义务、负担场合，不允许解除合同，债权人受此类义务的束缚，一不小心，还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 2) 《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规定的解除条件，包括履行期届至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单务合同场合，债务人于履行期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允许债权人援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单务合同，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如无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明确表示届时不偿还本金，或将其财产挥霍或转移致使届时无力偿还本金，允许出借人( 贷款人) 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借款合同，提前收回本金，尤其在借款人没来得及挥霍或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提前收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韩世远教授主张，以《合同法》对借款合同所做规范设计实系以有息借款合同为预设对象，这从第 196 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出现的“并支付利息”可以反映出来。如此设计的规范，并不能够当然地适用于原则上作为无息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比如第 200 条、第 201 条、第 202 条、第 204 条、第205 条等，均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第 203 条关于“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处此规范体系之中，自应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2]453
这种观点的缺陷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韩世远教授是在“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以下结合‘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的题目下议论的，他对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不适用于解除的分析及其结论，是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的断语服务的。在此，他忽视了《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 基于特殊政策而产生) 的无息借款合同，他仅仅以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分析的结论，意欲得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的借款合同具有意义”的结论，以偏概全。其二，韩世远教授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和思维方法:《合同法》完全以有息借款为预设对象设计借款合同规范及其体系，即便事实果真如此，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合同法》要一体适用于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本应全面而周延地设计规范及其体系。本该清楚明了地规定，却语焉不详。遇此情况，就需要法律人的目光来回而全面地巡视于《合同法》分则、总则的规定，乃至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条文的含义及适用范围。本该规定而未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有漏洞就应予填补，或用类推适用的方式，或用目的限缩的方式，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等。循此思路及方法，对于无息借款可否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法》第 203条关于借款合同解除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尽明了的情况下，韩世远教授钟情的法定解除使“合同义务的解放”、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就应得到贯彻，《合同法》总则第 94 条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就应发挥作用。如此，《合同法》第 203 条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被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而是应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才会使“贷款人容忍借款人使用贷款、日后才可收回”的合同义务获得解放，才会剥夺借款人无偿使用贷款的合同利益，才不至于导致《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解除的目的在借款合同领域落空。如此解释的价值在下述情况下更加凸显出来: 借款人财产状况恶化，又将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或毫无前途、届时无法收回的领域，承认作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韩世远教授在这里的失当表现在，其目光局限于《合同法》的局部规范体系来解释第 203 条，再就是忽视了法定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其三，韩世远教授称《合同法》第 201 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过于武断，并不适当。因为第 201 条分为两款，第 2 款关于“贷款人未按照约定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才较为适当。
接着分析无偿委托合同的情形。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无资力，将故意或重大过失地为委托人购买质量低劣的货物，任凭此情发展，委托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无法从受托人处获得偿付，而允许委托人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项或第 410 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并取消授权，阻止受托人实施上述有害的行为，益处不言自明。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怠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承认委托人的解除权及其行使，亦然。
在这里，有必要评论韩世远教授以德国民法、日本民法规定随时解除( 第 651 条) 被有些学者认为“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为由，得出将来对中国《合同法》第 410 条做解释论展开时需要解决的结论，联系其总题目推测其意思，还是不承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在笔者看来，韩世远教授如此否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勉强得不能再勉强。其原因在于，A.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包括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上的合同终止。B. 从事物的实质方面讲，在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一定要维持委托合同关系，结果可能非常糟糕，惟有允许一方现有并行使解除权，才是上策。C.《日本民法典》第 561 条和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410 条规定的任意解除，《德国民法典》第 671 条第 2 项和中国台湾“民法”第549 条规定的任意( 随时) 终止，可能“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但这只是需要解决、明确的问题，而非废止任意( 随时) 解除的理由，原因在于无偿委托合同以当事人间的信赖为基础、法律拘束力相对较弱，不宜强拉硬配。解决的方案，可有进一步严格解除的条件、增大损害赔偿的数额等选项。
( 3) 在无偿保管合同场合，保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毁损保管物，或者擅自将保管物交由不负责任的第三人保管等，寄存人享有解除权，可审时度势，行使解除权，将保管物提前取回，避免损失，尤其在保管物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下，更具有积极的价值。
4.《合同法》允许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 第186 条第 1 款) 、法定撤销( 第 192 条、第 193 条) ，此类撤销在实质上与合同解除相同，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撤销( 第 54 条) 不同。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或不真正双务合同，法律允许撤销———实质上的解除，就此说来，解除单务合同是有意义的。
韩世远教授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中国《合同法》规定的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就是赠与的撤销，“立法用语已表明它并不属于赠与合同的解除; 德国民法称之为‘赠与的撤回’( BGB § 530Winderruf der Schenkung) ，并非合同解除。”联系与韩世远教授在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否被统合到违约责任责任等问题上的争论，笔者发现韩世远教授特别强调法律用语所起的作用，而笔者时常更关注事物的本质。在辨别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撤回三个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分工上，又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韩世远教授自己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以法律用语确定概念的含义，如他认为，《合同法》第 111 条的“请求减少价款”应当是“主张减少价款”。[3]8
对于撤销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中国《合同法》第 54 条、第 55 条、第 74 条、第 75条等，是将有效的合同作为撤销的对象的，对此，韩世远教授是承认的。[2]155( 300) 只不过他在赠与合同场合没有一以贯之，又说“撤销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 解除适用的对象则是有效合同。”即便如此，人们不禁要问: 《合同法》规定的赠与撤销针对的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吗? 解除的对象一律是有效的合同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法释[2010]9 号) 第 5 条、第 8 条等规定已经否定了韩世远教授的看法。
对于撤回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不知韩世远教授持何种看法。观察中国《合同法》使用“撤回”的概念，是针对尚未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如要约的撤回。遵循此义理解合同的消灭，不宜将已经有效的赠与合同提前消灭称之为赠与合同的撤回。
需要注意，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重在提前终止有效的合同，至于是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而提前终止，还是非因违约而提前终止，甚至是不讲任何原因而随时终止，均在所不问，或者准确地说，那只是合同解除制度内部的类型划分问题。就此说来，《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就是合同解除。
最后，韩世远教授仅凭德国民法上的“赠与的撤回”称谓就断定中国《合同法》上赠与的撤销不是赠与合同的解除，在方法论上殊值商榷。继续性合同不因违约而解除，德国民法同样不叫解除，而谓终止，该如何处理呢? 韩世远教授自己仍然称之为合同解除。[2]448退一步说，假如中国民法完全沿袭德国民法而来，每项制度、规则及其理论都一一继受，依据德国民法关于“赠与的撤回”的设计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款、第 192 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绝非合同解除，尚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在中国《合同法》及其理论系借鉴了多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以及若干国际法律文件精神及规定的事实面前，拥有相当的中国元素的情况下，却以德国民法的称谓来解释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显然难以服人。看来，以他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的称谓、设计等来反驳他人的观点，证成自己的见解，时常是凭其主观好恶来决定的。
不得不再次指出，韩世远教授再次地用境外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及其学说来直接界定中国现行法及其理论上的概念(注：韩世远教授在解释《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时，就单一地依据日本民法及其学说所持已届履行期系指履行期届至，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为履行期届至。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 3 版) ，286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是不妥当的。笔者重申，中国《合同法》并不是依据德国民法制定的，对中国《合同法》制度及规定的解释，不得直接依据德国民法及其学说。不过，如果我们通过介绍、分析、论证德国民法及其学说合理、正确，来说明中国法的规定如此解释，可使中国法自洽，符合中国实际，倒是可取的路径及方法。
5.《合同法》第 195 条规定: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其中所谓“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如果是终局的状态，实际是解除赠与合同，在赠与人明确表示了解除的意思时尤其如此。这样认定，完全符合上文“4) ”最后关于中国现行法上合同解除的界定，结论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