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失业保险办法(废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20号）
《哈尔滨市失业保险办法》已经2004年8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石忠信
二00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哈尔滨市失业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一）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联营企业，城镇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二）事业单位；
（三）社会团体；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与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失去工作，并已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
第四条 用人单位和职工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履行缴费义务。
失业人员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
第五条 失业保险应当与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工作相结合，鼓励、扶持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
第六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市的失业保险工作。
区、县（市）劳动和保障行政部门依照职责权限负责辖区内的失业保险工作。
市、区、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失业保险工作。
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统计、民政等行政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协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失业保险工作。
第二章 失业保险登记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材料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登记：
（一）单位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者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三）开户行账号、职工名册；
（四）社会保险登记表。
第八条 用人单位失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义务依法终止的，应当在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失业保险登记手续。用人单位在办理注销失业保险登记前，应当按照规定结清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滞纳金。
第九条 失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跨统筹地区用人单位的失业保险登记，由相关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协商确定。
第三章 失业保险费征缴
第十条 失业保险费按照下列标准缴纳：
（一）用人单位每月以上年度本单位全部职工缴费工资的2%缴纳；
（二）职工本人每月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的1%缴纳；农民合同只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本条前款缴费基数低于上年度市或者县（市）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60%的，按照城镇单位职工的60%确定缴费基数。
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当年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按照其月工资确定缴费基数。
新成立用人单位的职工，按照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数。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暂时按照用人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110%确定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额，没有上月缴费数额的，按照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职工人数等有关情况确定缴费数额，用人单位补办申报手续后，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结算。
第十三条 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成本或者管理费用中列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纳入本单位支出预算，在社会保障费中列支。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不作为计征个人所得税基数。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于每月20日前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额，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到地方税务部门缴纳。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每月按照规定期限缴纳失业保险费。
职工个人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为扣缴。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依法破产的，应当按照法定的清偿顺序，清偿欠缴的失业保险费。
第十七条 失业保险费不得减免。
用人单位由于停产、半停产等原因，无力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应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办理缓缴审批手续，核定缓缴期限。缓缴期限内免收滞纳金。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向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职工监督。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公开失业保险办事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告失业保险费征收和失业保险金支付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缴费记录，记载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情况，并保证安全、完整地保存缴费记录。
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可以到经办机构查询缴费情况。
第四章 失业保险基金管理
第二十条 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组成：
（一）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失业保险费的滞纳金；
（四）财政补贴；
（五）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二十一条 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管理，县（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失业保险基金的报账单位，设立失业保险周转金基本账户。
失业保险周转金按照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使用。
第二十二条 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征缴的失业保险费总额的10%按季作出上解失业保险调剂金计划，由市财政部门向省财政部门上缴。
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调剂，调剂后仍有缺口的，由市或者县（市）财政予以补贴。
财政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失业保险金；
（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
（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补助金；
（四）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
（五）农民合同制工人解除合同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
（六）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贴费；
（七）国家、省规定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四条 地方税务部门征收的失业保险费应当定期转入财政部门在金融机构设立的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照国家规定开设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专户，并留存一定数额的周转金。
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用于购买国家债券或者转存定期存款。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并入失业保险基金。
第二十五条 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的预算、决算，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复核、财政部门审核，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二十六条 失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财政收支。
第二十七条 失业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不计征税、费，当年结余可转入下年使用。
第二十八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所属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基金内部审计制度。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拨付。
第五章 失业保险待遇
第三十一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一）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1年以上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三）按照规定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第三十二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失业前所在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每满1年，可领取2个月失业保险金，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第三十三条 1998年7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年限视同缴费时间，与实行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后的缴费时间合并计算，核定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第三十四条 失业保险金按照本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70%确定。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两年的，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80%发放。
第三十五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按以下标准按月享受医疗补助金：
（一）缴费不足5年的，为本人失业保险金的6%；
（二）缴费5年以上不足10年的，为本人失业保险金的8%；
（三）缴费10年以上的，为本人失业保险金的10%。
患有严重疾病确需住院治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且失业后连续缴费的，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失业后中断缴费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到指定医院就医治疗的，可以报销医疗费的70%，但总额不超过本人10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住院期间不再按月发给医疗补助金。
第三十六条 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符合国家计划生育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按生育保险规定执行，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一次性发给本人3个月失业保险金的生育补助金。
第三十七条 除违法犯罪之外，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家属凭失业人员死亡证明等有关材料，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领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
丧葬补助金按本市在职职工因病死亡丧葬补助金标准执行。
有供养配偶、直系亲属的，按照以下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
（一）供养1人的，为死者生前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二）供养2人的，为死者生前18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三）供养3人及其以上的，为死者生前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失业人员死亡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可由其家属一并领取。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一年，用人单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未缴纳的，劳动合同期满未续定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将单位为其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作为生活补助金，一次性发给本人。
第三十九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参加职业培训和接受职业介绍的，可以享受免收职业介绍费和一次减免职业培训费的待遇。
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费，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审核汇总后的实际发生额度，转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核定后，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拨付。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失业人员出具证明，并于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失业人员的名单、档案和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参加失业保险及缴费情况的证明等有关材料报送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用人单位依法破产、撤销、解散的，由其清算组织或者主管部门向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交有关材料。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告知失业人员依法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
第四十二条 失业人员的失业登记，可以由用人单位代为办理，也可以由失业人员自行办理。
失业人员自行办理失业登记，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30日内持用人单位为其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到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失业保险金自办理失业登记的次月起按月领取。
第四十三条 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规定对办理失业登记的失业人员核发《领取失业保险待遇通知单》。
失业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凭《领取失业保险待遇通知单》及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单证。
第四十四条 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仍未实现再就业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前一个月告知失业人员选择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保管档案。
第四十五条 职工在同一统筹地区及跨统筹地区迁移的，失业保险关系随之转迁。
失业人员跨统筹地区迁移的，失业保险关系及其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按规定一并划转，并由转迁的次月起，由迁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和管理。需划转的失业保险待遇资金包括失业保险金、医疗补助金和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其中医疗补助金（含按月发放的医疗补助金）和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按失业人员应享受的失业保险金总额的50%计算。
第四十六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其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进行管理。
第四十七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本人提出申请，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代为办理退休核准手续，同时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移交失业人员档案。
第四十八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
（二）应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六）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工作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未按期缴纳失业保险费的，由地方税务部门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补缴的，除补缴欠缴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失业保险基金。
第五十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发生本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立即通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规定下达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决定，对失业人员违反规定骗取失业保险金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还；情节严重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以骗取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或者不按规定及时为失业人员转移档案关系，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者影响其重新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由此给失业人员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十二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变造失业保险登记证或者缴费证明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谎报、瞒报、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拒绝提供与缴费有关的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的；
（四）拒绝执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的监督检查询问书或者限期改正指令书的。
第五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责令改正；造成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追回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给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办理失业保险登记手续或者缓缴审批手续，情节严重的；
（二）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失业保险费的征缴基数和比例的；
（三）为非失业人员开具领取失业保险金或者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单证，致使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
（四）不按照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及其他有关费用，情节严重的；
（五）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
第五十四条 对挪用、截留失业保险基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追回被挪用、截留的失业保险基金；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入失业保险基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六条 罚款票据的使用和罚款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乡村办企业及其职工的失业保险，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6年8月10日发布的《哈尔滨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办法》同时废止。
法官是什么？
——对法官的性质、功能的反思
李斌
（公安消防部队昆明指挥学校 云南 昆明 650208）
【摘要】由于法官这一主体同时具有了不同的属性和承担了不同的身份角色，加之一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制度对法官的制约，任何意图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论述法官的观点都有失偏颇。本文从法官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出发，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对法官进行定位。
【关键词】法官 自然身份 制度身份 法官职业
作为现代国家司法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采用对抗制审判的英美法系，还是以法官为主导，以纠问方式审判的欧陆法系，都离不开法官的参与。特别是作为一种相对较为优越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在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并推行以来，法官更是被推到了前沿锋线的位置。于是乎，法官是“正义的化身”[1]，“司法是一台自动售货机”[2]等观点开始滥觞于世。无可否认，这些观点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都从不同的侧面和出发点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了法官的影子，勾勒出了法官的轮廓。然而，这些论断又都是有失偏颇的，因而联系具体的语境，结合法官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属性，甚至可以说这些论断又都是一文不值的（It is nothing）。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对法官进行叙述和定位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法官在整个制度体系或者在法治进程中到底居于何种角色，起多大的作用？本文将采取比较分析的视角，从法官这一个体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属性和同时承载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入手，来对法官作出笔者所认为的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定位,并进而对其在法治进程中的作为进行讨论。
一、作为人的法官与作为法官的人
当我们平时称呼法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把“法官”这个语词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身份，甚至是一个符号来指称的。而几乎很少有人会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法官这一指称所同时承担的各种不同角色和所同时具有的不同属性。在法治化、现代化这样的语词已成为当下的流行话语和时尚话语的语境当中，法官这一具体的角色已经只能作为整个制度设计当中的一个工具和符号，其作为一小个棋子，已经逐渐湮没在被规训得十分齐整的整盘棋局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够稍稍保持那怕是一点点的分析和解说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在被现代化规训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思考能力的话，那么对于法官，我们在评价和论述他／她们的时候首先所应该做的，就是把法官还给法官。当我们剥开由于现代化而带来的制度设计身上所笼罩着的层层面纱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无论在现代制度体系当中承担着何种制度角色的个人，首先都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司法制度中的法官也不例外。法官，首先的身份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既然是一个具体的人，那么法官就避免不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娶妻/嫁夫生子，因而其基本的自然身份应该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或是(妻子的)丈夫，然后才是司法制度中的法官。这是正确分析法官或者说是给法官这一角色进行合理定位的前提和基础，是关于法官的一个基础性的论断。任何离开这一基础性的论断来对法官进行解读的行为，都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无论这种愿望是不是出于善意的目的，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问题的实质。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任何人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笔者在此处对法官的解读其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论断的一个重述和具体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时髦的见解。只是由于现代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常容易被包围在一片喧嚣和鼓噪声中，丧失了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进而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视而不见或是已无法看见。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分析法官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法官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因而无论经过怎样齐整的规训[3]，法官虽然从形式上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代制度体系当中的一种工具和一个符号[4]，却又不可能完全丧失其作为具体的人的自然属性,而彻底地沦为制度体系当中的一个机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当初提出要法治而不要人治的关键原因之所在。因为亚氏认为：“若要求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祗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个人来统治，便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5]然而笔者认为,如果说因为担心人类有“情欲”（自然属性）而不能胜任统治社会的重任，所以才需要引入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亚氏的这个设想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因为即使在法治的制度模式之下，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个人，法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具体的个人去执行的。若意图消除人的“情欲”，那么势必又要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同样离不开具体的人去执行。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恶性循环。而且，笔者在此文中将要讨论的是因为人的双重属性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必然能够得出正义将无法实现的结论。相反的是，在有的场合，可能恰恰是因为人具有了“情欲”，才使正义最终得以实现。
再来简单讨论一下法官的另一重属性，或者说法官的制度身份，即作为法官的人。这也是人们谈论法官时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身份角色。法官的这一制度身份角色其实在以上讨论其自然身份角色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法治化语境及法治化进程中，法律活动和法律职业越来越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6]。作为现代司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法官同样也不例外。在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法官的来源曾经存在着多种渠道，如法学院的毕业生，复转军人进法院以及从其他国家机关调入等途径。法官的文化层次也是参差不齐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等。而随着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国家逐渐加强和统一了对法官的规训。从法官的学历层次到法官职业从业者的入门资格的取得，都进行了统一的规定。[7]越来越注重程序立法是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已经进入法院系统，成为了法官的人，在司法工作当中同样有着一套严密的程序和纪律。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刻意凸显了法官的制度身份。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为了尽可能避免许多基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庭的法官都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工作于乡土，因而或多或少在事实上分享着乡土的情感和资源的现实[8]，制度设计上就更加要强调法官这一角色的制度身份，使法官这一指称逐渐符号化。[9]随着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事实上也确实促成了法官的制度身份越来越明晰，自然身份越来越模糊的趋势。可以说，对司法活动的划分越细密，程序要求越具体，理性化和形式化程度越高，那么法官的制度身份就会越明显，自然身份也就会更加模糊。在此意义上而言，韦伯所描述的未来的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人们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它就会自动送出判决的情况就不再是痴人说梦的无稽之谈。
在以上的叙述中笔者力图尽可能接近客观的勾勒了法官这一主体所同时具有的两种属性和承担的两种角色。相对于下文所要阐明的立场和所要表述的观点，可以说以上的描述还没有涉及到根本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为笔者在下文中的价值判断作了一个铺垫。下文中，笔者将以法官的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为出发点，来论述此种分野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探讨同时具有两重身份的法官在法治进程中的可能的作为。
二、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司法的自动售货机”？
对于法官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描述和定位，不同的人给出了有别于他人的自己的回答。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以及纯粹法学派等不同的派别给出的答案有着天壤之别。在我国，长期以来以至当下所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与此衔接，“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观点也得以大行其道。那么，这种长期以来为学界甚至社会所认可的观点是否较为客观地对法官进行了描述？如果不，那么是否该是另一个结论，即“法官是判决书的自动售货机”呢？
笔者认为，这些论断都是在脱离了具体语境的前提下作出的，而且都妄图让自己的论断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因此，这些带有偏见（伽达默尔意义上的）的口号性的结论如果放在了具体的语境当中，就有可能成为了虚构的童话，对于认识和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在笔者看来，由于法官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属性以及所承担的不同身份角色，加之法官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同，无论说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判决书的自动售货机”，都是有失偏颇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把一个美国的法官、一个法国的法官和一个中国的法官放在了同一个案件面前，试问在他们审理完毕这个案件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对他/她们下一致的断语？其实还不用那么复杂，就是把两个同在中国司法系统工作，其中一个长期在大城市而另一个长期在乡土的法官放在了同一案件当中，当他/她们审理完毕这个案件之后，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否还会一致？
先从大的方面来看。处在不同法系的法官，其所具有的权力和审理案件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的法官具有很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是三权分立格局三极中的一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下，司法部门都还被汉米尔顿认为是“最不危险的一个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10]。虽然曾经出现过“马伯里诉麦迪逊”这样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的为世人所传诵的案例，可是当我们剥去笼罩于其身上的神秘面纱，其神圣的光环后面竟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而且还不得不以牺牲其中的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为代价。[11]我们能说创立了此先例的马歇尔大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吗？另外从案件的审理方式上看，英美法系的法官审理案件时扮演的是一种消极中立的角色，通常只进行法律审而不进行事实审，即在陪审团对事实问题作出认定的基础上来进行判决。因此，德国学者韦伯的关于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的论断好像用在英美法系法官身上也不无不妥。
再来具体来看中国的情况。在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中，理论上而言中国法官只有适用法律的权力，而没有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官造法的权力。若严格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来司法，那么似乎中国的法官也不应该被称为“正义的化身”，同样更倾向于是“司法的自动售货机”。严格依法办案是法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法治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就是可以通过立法来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包括进去，然后再严格加以贯彻。然而这只是立法者们的一厢情愿。立法的速度永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一个客观现实，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社会发展的可能。因此，如果遭遇了法律所没有规定的事，那么法官该何去何从？这时候的法官大概既成不了“正义的化身”，也当不了“司法的自动售货机”了。如果此种情况下法官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迂回战术，把这些未曾出现过的未被格式化的法律所包含的情况来进行一种合乎情理的转化，从而能够在格式化的法律中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此刻的法官到底是在实施一种正义的行为还是已经违法？相反的处理是，如果这时法官因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规范而对类似的案件不予受理，那么到底是一种严格恪守法律的合法行为还是一种失职行为？这是在我们国家现行的司法体制及权力格局之下所无法回答也不愿意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
然而这却是中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在很多的案件中，如果仅仅依照已经格式化了法律来对号入座，审结案件将会是一件十分容易和迅捷的事。然而我们只可以说法官审结了案件，至于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作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法官，一般而言他/她会在解决纠纷与贯彻规则之间作出权衡和思考[12]。从其自然身份的角度来考虑，只要不是一个“恶人”，谁都不愿意看到如果因为法律的不公和判决的不公而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从法官的产生途径来看，这样的“恶人”一般是很难进入法院系统从事法官职业的），因此一般而言他/她们将会设身处地的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案件和思考问题，更注重的是纠纷的解决[13]。而从法官的另外一重身份——制度身份来衡量，作为现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符号，法官仅仅依法办案（执行国家规则）就行了，至于依法办案的结果公正不公正，判决是不是能够执行已经不在其思考和关注的义务范围之内了。另外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土社会中，有太多的纠纷是无法与格式化的现代法律相一一对应的，即使经过一定的转化，也很难把其纳入规范化的法律体系。这在我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制度之下就给法官出了难题，让法官无所适从。这时的法官是应该为了解决纠纷而适用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规则呢，还是创设新的规则来适用，还是干脆就撒手不管？这时的法官又将是怎样一种角色？
更有甚者，如果现行有效的法律本来就作出了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规定，而法官没有如同一个普通人那样从自然情感的角度出发来对之进行审视，而仅仅以制度身份从严格依法办案的角度出发来适用之对纠纷进行处理[13]，那么此种情况下司法还有可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吗？法官还可能是正义的化身吗？很显然，这时候的司法非但不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反而成了开启不公之门的一把钥匙了。这时候的法官自然也不再是正义的化身，而是非正义的守护者了（当然这只是对可能出现的事实的一种描述，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司法体制下的法官做出此种行为是没有过错的）。
三、没有结论的结语
到了该被人追问笔者的结论的时候了。跟上述所提的人们通常认为“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一样，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惯性思维。如果在对别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之后又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自然是不会有一个好下场的。好在笔者也不希望通过此文的写作能捞到多大的好处，所以也就不会特别在乎别人会怎么样来接着批判自己。不过，基本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能缺少的。如果非得追问法官是什么的话，那么，其实答案已经包括在上面的叙述中了，即把法官还给法官自己。笔者固然不否认在法治的进程当中，法官这种职业确实处在了前沿锋线的位置，也最能引起学者以及其他普通人的关注。然而，跟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法官同样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都是一种自然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有机结合。如果把法治事业看作一条环环相扣的铁索的话，那么法官也只是这条铁索上的一个环节而已，跟其他的环节没有太大的差距。法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项实践着的而不是建构的事业，因而不可能仅仅通过法官的努力就达成了法治的状态。特别是在我国的权力格局和司法体制之下，法官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他/她们只是整个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既不能被一概称为“正义的化身”，也不能笼统地说成是把守正义的门槛，当然也不能把他/她们简约为“司法的自动售货机”。如果随着权力格局的演变，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官的作为或许会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还远远不是那样。
注释:
[1] 这样的观点随处可见，类似“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表述层出不穷。
[2] 韦伯出于对法律将不断形式理性化的推论，曾担心未来的司法会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你把写好的状子和诉讼费放进去，就会自动送出判决。参见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第六章的相关叙述。
[3] 这个被福柯用来描述刑罚变迁的语词，其实未尝不是其他领域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例子很多，法学院的统一的法学教育，越来越规范化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甚至前些年法院系统内部一直举办着的法官培训班，无不是对法律从业人员包括法官的一种很齐整的规训。
[4] 西塞罗早就说过：“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行政官”。此种意义上的行政官就已经成为了制度设计中的一个工具。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法律篇》，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第79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71页。
[6] 可参见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7] 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中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是对法官的学历层次的规定；第51条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这是对法官职业从业者入门资格的取得的统一规定。
[8] 可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的相关论述。
[9] 在曾经有过的大义灭亲、六亲不认、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等等之类的语词当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制度设计的影子，这些理念和语词一直延续到当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而不是“亲亲得相隐匿”的规定，就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所固有的自然情感，而是把“人”当成了现代司法制度当中的一个“符号”。这些类似的配套规定对于进一步凸显法官的制度身份不无帮助。当然这种“帮助”的结果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是值得另行讨论的话题。
[10] 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商务印书馆，第391页。转引自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69页
[11] 关于此案的具体经过可参见苏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12] 苏力教授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一文中对此问题作了很切合中国实际的有益的探讨，可参看相关部分。
[13] 民间常说的“谁没有父母”，“谁不是爹娘生的”这样的话语对法官同样当然适用，这样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方式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甚至也不应该完全避免，要不然法官就仅仅只是符号意义上的“法官”而不是“人”了。
[13] 这里笔者并不是说从制度设计上就无法对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法律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在我国目前的权力格局和司法体制下，法官若仅仅从制度身份出发来作为，他/她是无法对此采取根本的富有成效的行为的，因为其无法对之拒绝适用，更无权对之提出修改。
李斌,昆明市小石坝昆明消防指挥学校政法教研室,650208,libin19805@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