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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正当防卫的认定应注意区分以下几个界限

田永东


　　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要注意区分以下几个界限：
　　一、要把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加以区别
　　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毕竟不同于有责任能力人的故意犯罪。对于这类案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因而实施了防卫行为的，应当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是明知的，一般不允许进行正当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正当防卫。对于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则不同，实行防卫是国家鼓励支持的合法权利，可以直接实行正当防卫。
　　二、要把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是侵害者明显地实施不法侵害，而防卫人则明显地处于被迫防卫的地位，他所进行的防卫是正当的、合法的。互相打架斗殴、聚众械斗等行为，双方都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都是不法侵害行为，都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处理这类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双方结束斗殴以后，一方出于报复，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行斗殴，退避不予还手，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确属被迫自卫反击的，不能再当作互殴案件对待。如果防卫行为没有过当，则应视为正当防卫。二是区分正当防卫与互相斗殴，不能单纯以行为人过去有无劣迹、当时是否携带凶器为划分界限，而必须以行为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为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把一些曾因打架斗殴被拘留过或者有过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了防身而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人所实行的正当防卫，误认为是“互殴”或者“寻衅械斗”。对于这类案件，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应当指出，任何公民包括犯过错误或者犯过罪的人，在其面临不法侵害时，同样享有正当防卫的合法权利。
　　三、要把作为正当防卫对象的故意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与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加以区别、
　　正当防卫要制止的是有意识的不法侵害行为，即故意的行为。对过失犯罪行为不适用正当防卫。因为它是一种无意识发生的行为，只有在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以后，犯罪才能成立；过失犯罪一旦成立，危害行为也就已经结束，自然也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
　　四、要把在实行正当防卫时，由于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与故意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加以区别
　　因事实认识错误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防卫人不具有非法伤害的故意，一般都是由于第三者的突然出现等客观原因，而使防卫人误认为是侵害者的同伙所致。对于这种因事实认识错误而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应按处理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解决。有过失的，按过失承担责任；没有过失的，就不负刑事责任。如果防卫人明知第三者（主要是指定侵害者的家属）没有参与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出于报复或者为迫使侵害者停止侵害而故意加害于第三者的，则应按故意犯罪论处。
　　五、要把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是指负有某种特定职责的人员，执行合法的命令或者进行符合本人职务责任的行为。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一样，都是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同样都不能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但是，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又不完全相同，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其主要区别：一是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而不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而履行职务的行为则不同。对于负有某种特定职务责任的人员来讲，它不仅是一项法律上的权利，而且主要是一项法律上的义务。在必须履行职务的时候，放弃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要负法律现任。二是正当防卫人必须以存在不法侵害的事实为前提；而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则不要求以不法侵害为前提。当然，有的也会面临不法侵害，如人民警察佩带的武器遭到暴徒抢夺时，所实行的武力回击行为，就是正当防卫行为，而不属于执行职务的正当行为。但有的则不存在不法侵害，而是其职责的要求。如执勤哨兵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逃跑而鸣枪制止罪犯逃跑，或者在鸣枪警告后罪犯继续逃跑时，哨兵将罪犯枪击致伤或者死亡，这是合法的正当职务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负有职务责任的人员，不能借口没有不法侵害而拒不执行应当履行的职务。
　　六、要把所谓的“大义灭亲”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区别
　　所谓的“大义灭亲”，是指父母兄弟等对自己亲属中的“不肖子弟”私自予以处死。某些地区把这类案件习惯统称为“大义灭亲”，有的还把它当作正当防卫处理。
　　“大义灭亲”与正当防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我国刑法没有“大义灭亲”的规定。对于亲属中作恶多端的人，如果他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他的父母兄弟等亲属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否则，任何近亲属也无权以所谓“家法”擅自将其处死，而应当向有关机关告发，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私自将“不肖子弟”处死而不具备正当防卫条件的，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被杀的亲属确实是一贯为非作歹，经屡教不改的，或者是屡受其威胁迫害，经告发而又没有人管的，或者确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情节的，处理时可以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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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打破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国家生气勃勃，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深入，改革这个词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并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创造发挥，大胆破旧立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作用。一些干部把自己不合常规的做法都称为改革，利用改革之名任意打破原有的规章制度，借改革之名冲破规章制度对自己的约束，任意制定新的制度，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天下，也使一些干部在大浪淘沙的改革中逐渐蜕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改革要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制度，破除旧制度只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绝不能本末倒置，把改革作为打破一切约束的借口。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只有有序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必须有不容随意打破的界限，在以稳定、严谨为基本特点的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司法制度以程序严谨为基本特点，任何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司法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行为。如果在司法工作中随意破旧立新，不受既定程序的约束，就会使法律失去威严，国家失去控制，人民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制度就不能改革，而是要求在司法领域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司法制度更加严谨科学，程序更加稳定，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稳定性必须要求对有资格进行司法改革和制定新制度的权力主体严格限制，不能有太大范围。
但中国的现状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人大、司法部门都可以制定本地区在司法领域中的规章制度，自己决定立案范围、办案程序，制定法外之法。这一现状使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面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违背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为个别地方实行人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中央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有同样的效力。地方没有权力制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之外，各地方部门都没有权力干预本地区的司法工作。但是中国的制度却有独特的特点，司法机关隶属于各地方权力部门，向本地区的权力部门负责，受地方权力部门领导。这使得各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上似乎与西方的联邦制更为相似。但和联邦制不同的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所以整个国家在地方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体，各地方这种集中权力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这样的体制下仍然维系着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它和西方单一制的区别是，中央权力通过一条线控制各地方权力，地方的不同等级之间都是这种单线式的控制，地方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本地区一切方面的权力，而地方的司法机关首先对本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不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负责。而西方的单一制则是中央通过司法、行政多条线控制地方，地方没有一种集中的、能够掌握本地区所有方面的权力。两者相比较，后者能够更有效的维护整个国家的有序和稳定，而前者实际上是封建权力体系的延续。封建时代的中国，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在本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对上一级负责，在本地区统一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中国司法改革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无论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都是必须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之下，司法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是必须有分工界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表示人大可以代替司法和行政部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否则也没有必要设立司法和行政部门了。实际上，由于人大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它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所有权力要由代表投票表决后才能行使，也就决定了人大无法行使行政和司法的具体工作，只能对行政和司法的整体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表示所有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就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关了。
地方人大对本地区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在现实中有不少负面作用，它对国家的司法统一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例如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河南省人大对洛阳市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事件，因为某法官适用了国家法律而没有适用该省人大制定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就此触怒了人大的个别领导，居然以人大的名义未经人大表决通过就命令河南省法院处分该法官，最后该法官被取消了审判资格，也就是被取消了审判权，今后没有资格再办案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如何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权力对法官的控制是现实的，法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存权，为法律献身，把自己微弱的躯体粉碎在强大的权力之下。
实践证明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是有科学道理的。司法公正必须要求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者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在人身保障和物质保障上都要有充分有效的制度支持。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法官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保障别人的正当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法官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中国的法官在这个方面差得很多，中国司法的权威性也就差了很多。司法容易受到干扰、判决执行难都是因此所致。法院和法官只应服从于已制定的法律，权力机关的领导权在于制定约束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而不能是在各个方面直接控制司法者。没有限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被消灭了，这种权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
司法制度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对司法的改革同样要有严谨的程序，对司法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动都应该受到严格约束。司法改革的权力必须限制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司法改革指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进行的改革，要保障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必须限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不能由地方司法机关拥有对法律进行改革的权力，即使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最高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不能越出法律之外。
不少地方制定有自己在司法上的特殊规定，比如某些案件司法机关暂时不受理，某些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地方党委研究决定后法院才能判决。还有地方规定，对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的违法犯罪，要由地方党委集体或者常委的同意才能立案调查。地方制定这些规定对外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保持地方稳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表面看似乎无可指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干扰已制定的法律的实行都是不能允许的，为了一时一地的稳定或经济利益而破坏法律的权威，会使整个国家在长时期里造成混乱并阻碍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有些司法机关甚至其内部机构制定了一些规定，在法定程序之外规定案件调查审理的审批程序，或者在法定审判机构之外设立其它机构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相对于来自司法机关外部对司法权的干扰，司法机关内部的干扰更加直接，并且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些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程序的破坏，在西方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行为都属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些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认识，这也是由我国一贯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所造成的。
改革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同时，也使国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混乱无序的不利局面，这并不是改革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只要通过谨慎合理的制度约束，就能控制改革打破旧制度造成无序导致的混乱，维护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司法改革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维护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司法改革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序进行，绝不能蜂拥而上，人人都可以制定司法改革措施。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给司法改革划出明确的界限，明确谁有权力制定改革措施，哪些方面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把制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法律制度严谨、明确，对非法和合法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是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要求，也是以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还是法律起到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王春峰email:springlord@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