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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消费者权利及其保护

宋君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消费者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内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1994年上半年对市场商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测的通知，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申诉能否作出赔偿决定问题的答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开展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区）”活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公布“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电话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联合“打假”行动举报电话的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活动检查评比的通知等等，在完善维权机制、解决权益纠纷、打击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开展维权运动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消法》的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具体来说，消费者的权益，是指消费者的权力和利益。权力是一个法学概念，利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有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力和利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对于消费者权益，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的利益。 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
　　中国的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主要包括：一是重新界定政府规制的职能范围。既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域，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又要理清政府机构之间的职能界限，实现政企真正意义上的分家，才能为提高政府规制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优化政府的行为方式。政府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其监管职能、服务职能、仲裁职能等。只有政府职能转变得彻底，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才能顺利，从而才能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一个成熟的市场制度环境。
　　政府规制的关键是保证制度的落实到位。为了有效地跳出由于“自我摸索——经验不足”而导致的失败怪圈，政府应该在积极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基础上，吸收国外政府规制经验，以“善治”理念来提高政府规制效率为此，政府应该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设立完善而严厉的监督与约束制度，包括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政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具体来说,一要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政府是执法者，而用法律管理执法者是重要的。因为法律制度服务目的之一就是规制执法者的行为从法律制度设计角度来讲，要注意三点：一是必须有完备、公正的程序法。二是必须界定法律的管辖范围，这一范围不能过宽。三是法律条文应尽可能明确、具体，而不应含糊、过分抽象。二要采取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应该将对市场的监管情况和依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情况及时通过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公布于众，以便消费者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这样有助于使消费者形成对政府规制力量的良好认识和预期，为消费者实施退出与呼吁行为创造条件。可以这样说，政府越透明，政府在社会大众包括消费者的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重要，政府规制力量也将越会有用武之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宋君
“检察官法”何以成了“检察兵法”

杨涛


今天，在关于反腐败的新闻中，有一类落马的腐败分子的新闻特别引人瞩目，那就是关于检察长和反贪局长的落马的消息。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涉嫌违纪被立案审查，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郭宝云近日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这些人身为反腐败的官员，自身却涉足腐败，破坏司法公正，污染水源，是可忍，孰不可忍？
善良的人们开出了不少的良丹妙药，诸如权力要受到有力的制约、监督者要受到监督，我也理解人们的良苦用心，这些方法的确很有必要。 不过，我还要问的是，在关于检察长的任职条件上，法律是否从入口上就注重了让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来担任检察长呢？在现实中，我们是否对检察长的任职用检察官的条件进行了严格把关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2年走马上任的丁鑫发此前是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并没有检察官资格，1998年走马上任的郭宝云此前是重庆市江北区区区长，也没有检察官资格，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领导者。一些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乡长、县委办主任、县政府办主任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的现象蔚然成风，他们在人大任命前只须到检察官学院培训三个月，而且地方领导说了：“他们政治坚定、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难道不是最适合担任法律监督者的职位吗？”
我们的法律也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做法，《检察官法》第十三条规定，“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检察官条件中择优提出人选。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法律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拟任副检察长职务以下的检察官（检察院的兵），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如果拟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院的官）就可以只要具备检察官条件就可，不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那么检察官条件是什么呢？一是具有国籍；二是年满二十三岁；三是拥护宪法；四是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五是身体健康；六是法律本科毕业或非法律本科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担任省以上检察院的检察官学历要求更高。前五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泛泛而谈，几乎是担任任何公职都应有的要求，第六个条件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许多官员本身就有学历，就是没有的话现在随便在那里在职混一个学历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从事法律工作”更是没谱，各地可以随意解释，我曾看过一个文件说“从事人大、政府、政法委、公、检、法、司等等由法律有关的工作都视为从事法律工作”，但我实在想不到在现代社会，有那项行政工作可以与法律无关，就是从事技术管理也要了解相应的科技法规。检察官与检察官条件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是担任检察官的最具实质意义的要求，因为这才是真正检验一个人是掌握法律知识的多寡和运用能力以至可以说是评判其是否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法官的要求，然而，它却被规避了，法律在此为检察长、副检察长开了一个口子。因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规避了要求有检察官资格，规避了要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检察长、副检察长跟其他行政官员的门槛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并非所有具有检察官资格、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就一定就比没有检察官资格、没有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在业务能力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更适合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但是，职业门槛是为大多数人制定的，这个门槛能最大程度保证选拔更优秀的人才从事司法工作，这种“形式理性”的制度有时不得不为实现一般公正而牺牲个别公正，这是法治的一种代价，却必不可少。众所周知，检察院虽为司法机关，却在领导上实行的是类似行政领导体制的检察长负责制，检察长要负责检察业务的领导和决策，理应比普通的检察官有更高的业务水准，更要遵守职业门槛的要求。然而，我们的《检察官法》开的口子和实践中对这个口子的进一步的撕裂，普通的检察官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有着更高业务要求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却不须通过考试，于是在一些地方就形成“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局面。而且，由于《法官法》同样存在这种口子，因而这种尴尬对于法院来说也同样存在。
本来，依《检察官法》的本意，还是要求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具备检察官的职业门槛。它规定检察长、副检察长原则上要求应当从检察官提出人选，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只是一种例外，“从事法律工作”也许就是指从事检察、审判等特定的法律工作，不过善于将例外当原则，善于灵活解释的中国地方官员只要法律开了口子，就会无限度地撕裂这个口子，最后将规则整体都给颠倒过来了。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又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在中国这片没有遵守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培育的土壤，为确保检察院领导者的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检察长、副检察长任职例外的口子是千万不能开，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必须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并具有司法职业资格的人员（包括法官、律师等）中择优提出人选。我们希望，被我们寄以厚望的统一司法考试的试场中，拟任检察长、副检察长或将来是检察长、副检察长的身影必须出现，否则，咱们的“检察官法”就会逐渐地只能规范检察院的兵而不规范检察院的官，就会真正的成为“检察兵法”！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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