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初探
熊晓峰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生效。《救助办法》的制定是一个进步，使一些确因生活困难而流浪的乞讨人员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因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与现代化大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影响城市形象，影响市容，又严重危害城市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必要对城市日益增多的乞丐进行管理和控制。问题是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究竟该怎么进行管理？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管理中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如何对流浪乞讨者进行管理，这已成为全国各城市的一大难题，亟待从政策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加以解决。
我们看到，从去年１２月份开始，全国很多地方相继设了“禁讨区”，合肥市等地还通过报纸发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劝导市民不要直接向乞讨者施舍。在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措施后，对于乞讨是否一种权利、限制乞讨是否侵犯人权议论纷纷，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人权，是否只有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属于人权，宪法未规定的不属于人权等等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律层面，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但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一种权利，实质上已不是一个问题。国务院颁布的《救助办法》明确了对于此类人员是自愿救助，虽没有在文字上明确地指出来，但其所隐含的意义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流浪、乞讨不是犯罪、流浪乞讨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既然法律法规不禁止，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此类行为的存在的合法性。
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通俗地说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所谓该不该由政府管，也就是脱离了政府的监管是否还能自行正常运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多地介入，而实际中对于社会事务总还认为离了自己不行，热衷于设立各种各样的机构、办公室加强管理，实践证明，机构的增加、人员的膨胀并不带来所预期的理想效果，甚至起了反作用，就拿收容遣送办法来说，本来是针对盲流的，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异变，甚至成了创收的工具与手段，直至产生了孙志刚事件。我们返过头来再说，即便以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简便的程序、严厉的手段都没有杜绝流浪、乞讨现象，反倒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又怎么能期望在所划定的区域内能杜绝流浪、乞讨行为呢？从广州等地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这些人或者跟你打游击，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你总不能每天24小时都蹲在这里吧，或者干脆就不理踩你，你又能奈我何，反正你又还能强制把我拖走，也难怪会有人提议要恢复强制手段了。现在的职业乞讨人员，肯定不是“生活无着”的，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地”接受“救助管理”，因为这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而需要救助的，要不就是并不承认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要不就是救助管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反而使他们受到束缚。还有一部分人，譬如走失的精神病人、痴呆老人，以及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他们又怎能“自愿地”接受救助呢？所以，呼吁市民不要施舍是不解决问题的。同样，这些地方出台的限乞规定可能会同禁放鞭炮的规定一样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这个人群的救助是当务之急，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始。它是一个更加有人文关怀的制度。它意味着对于流浪乞讨、无业人员不再以清理为目标，而是以救助为原则。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城市管理必须以人性化管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时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城市管理与被管理者始终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首要的是要依法进行管理，重要的是要体现人文关怀、文明形象。国家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原来的遣送改为救助，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社会进步和法制的完善，而且也体现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格尊重。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这部分人群的存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于形象考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中出现乞丐，出现外来的无业人员，就一定要清理收容，以维护城市秩序。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解决的也只是表面问题。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的根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城市管理的同时充分显示对人的尊重。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引发了无数的证明与反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虽不能认定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至少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乞讨的现象。甚至在美国等一些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度里，也存在一个文化乞丐沿街乞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千百年来的乞丐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民间对于乞讨现象大多数还是能够接受的。流浪、乞讨的历史非常漫长，要考证其起源几乎不可能，“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之时这种现象已较常见。流浪乞讨虽然始终是一种边缘行为，但没有哪个社会明确宣布其为非法；在社会危机时期，比如大灾之年，它更是正常社会体制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正史中就多有“流民就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聚集常常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历朝历代都较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但官府不直接出面，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管理，我们在《三言两拍》中常见的团头即是乞丐头，他要向官府负责，担负起管理乞丐的职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行使民间组织的自治职能。新中国建立以后，流浪乞讨和卖淫嫖娼之类“丑恶的社会现象”一起被消灭，“收容遣送”应运而生，“收容遣送”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是不准随便挪动的。但即便在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年代，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流浪、乞讨人员从未真正杜绝过，还有的基层组织出具介绍信为外出流浪、乞讨提供证明。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人口的流动迁徙逐渐开禁以后，这项制度就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了“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了身份证制度，废除了商品粮制度，阻止农民流动迁徙的制度性障碍已经越来越弱。如果说在城里还有许多使他们难以安身立命的条条框框，但在农村已经没有任何阻止他们外出的有组织的力量。《收容遣送办法》是1982年基于当时的国情而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这项制度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实际的需要，再加上一些地方违规操作，将适用对象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蜕变成一项无效的制度。在民政部门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执行遣送任务的人还没有回来，被遣送的人倒先回来了——前者坐火车，后者坐飞机。现在废除这项制度，正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做法，符合我国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国情，是法制上的进步。
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复杂，应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给予帮助、关爱是必须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只要不扰乱别人的生活，合法的乞讨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只能依靠乞讨谋生。我们必须尊重并保障他们乞讨的权利。乞讨者中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我们抨击的是一些不文明的乞讨者，相当多的人之所以对乞讨现象反感，并不是因为乞讨行为本身，而是由于种种不当甚至违法乞讨现象的存在。设立禁讨区的一刀切做法虽然在禁讨区内对这些现象可能会起到遏制作用，但同时却也侵犯了那些文明乞讨者的正当权利。
但是，城市中，有些所谓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流浪乞儿，明明有生活能力，不自食其力，如果给了他们方便、照顾，会不会养成他们的依赖思想，因而不思进取，造成社会的不良风气？我们可以看看国际经验。譬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批的农民沦为“流浪汉”，英国政府把他们关进“习艺所”，在酷刑威逼下进行强迫劳动。这种政策受到了人权卫士们的强烈批评，这导致了以后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逐渐减退的“济贫法”和“新济贫法”的相继出台，最终在上个世纪中期演变为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不养懒汉”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不变的。在当代失业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限制条件在一些方面可能更严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救助站的目标本来就应该是救急不救穷的，国外称之为“中途宿舍”。因此，救助站不能将“乞讨者”养起来，哪怕他们怎么“自愿”也不行。但是，把他们“遣送”（或“护送”、“劝说”等等）回家也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限制他们的再次出外乞讨。再者，“收容”起来强迫劳动更不可行，这恐怕会造成新的“孙志刚事件”。救助制度本身有一定的短处：它规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１０天，同时规定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回原籍。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具体到流浪乞食者的情况，这样的规定却显得无力。因为它无法解决流浪乞讨群体长期的困顿，对于原本就是在老家呆不下去了的他们而言，送其回原籍只能是一次毫无现实意义的“旅行”。而另一方面，一个充分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尚未成型。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给予是一种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施助方式。应该看到，那些真正的乞丐能放下尊严前来进行乞讨，一是因为穷困或碰到了灾难，二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一个状况。在他们不强行索取，影响交通、影响路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他们的乞讨行为应视为他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他有乞讨的权利。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来源的农村来说，缺的是使农民在遭遇任何社会经济风险时都能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的国家承诺，也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除了那些实际上是靠“诈骗”在攫取城里人财物的职业乞丐以外，真正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残疾人就不会再与他们混在一起。从国外（境外）——譬如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等——传递回来的相关信息表明，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乃是使乞讨现象大幅度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目前还做不到，但是，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类似于我们的低保制度的“综援”制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目前而言，我们首先要坚决依法查处强讨恶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坚决查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强讨恶要、纠缠行人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组织、指使、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实施强讨恶要等行为的，予以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乞讨为掩护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对纠集乞讨人员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坚持露头就打，重点打击组织策划者和犯罪团伙骨干，严防其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其次，对于拐卖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拐骗、租借儿童，压榨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医疗单位对送来救治的属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其病情基本稳定后，应告知或护送其前往本市民政部门救助机构求助。民政部门对属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情况的流浪乞讨人员，应积极查找并通知其亲属、所在单位接回。对无法找到其亲属、所在单位或其亲属、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应通知其户籍或住所所在地民政部门接回。须跨省接领的，应向省民政部门报告，由省民政部门按规定办理。
最后，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未满16周岁的流浪乞讨人员，直接送民政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或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收容抚养。对智障人员和无危害社会治安行为且非患危重疾病的精神病人，一律送救护站。对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治疗。
辽宁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0年7月10日辽宁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建设用地管理
第三章 建筑管理
第四章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第五章 园林绿化管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管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设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安定、整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所有城市必须制订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必须以城市规划为依据，实行统一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加强宣传教育，充分依靠群众，并组织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第三条 省城市建设局是省人民政府负责城市建设管理的主管部门。各市的城市建设管理主管部门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区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置相应的城建管理机构和人员，或由市城建管理部门设立派出机构和派驻人员。
第四条 城市内的一切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农业社队等单位和所有居民，均应自觉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建设用地管理
第五条 城市要对工业、农业、生活居住、商业服务、文教卫生、公安、人防、电力、邮电、园林绿化、道路交通和各种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在规划和建设中，都要注意结合旧区改造，认真贯彻节约用地的原则。凡在城市规划区内为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而占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照国家关于基本建设征用土地的有关规定，事先办理征地、拨地手续。占用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由城建规划部门审批，涉及农田菜地，由城建规划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征用与城市规划区接壤的近郊区耕地，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建规划
部门审批。征用郊区其他耕地，由土地管理部门审批。
第六条 在征、拨用地范围内，如有农田、房屋、树木、管线及其他工程设施，用地单位须按照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负责动迁、补偿。
经过批准征、拨的土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征、拒拨，不得索取额外财物。对征、拨用地内的违章建筑，不予补偿。
第七条 已征、拨的建设用地，其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和个人只有使用权，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不准自行交换、转让、出卖或出租。对征而未用超过6个月的建设用地，或长期闲置不用的院内土地，城建规划部门有权收回，另行安排。退给生产队耕种的已征土地，其所有权
仍属于国家，国家建设需要时，应即交还。
第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临时占用国有非耕地，须经城建规划部门批准，并照章缴纳占地费；临时占用农业耕地，城建规划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给予补偿。临时占地以1年为期。不得在临时占地内修建任何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建筑和设施。
第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采掘砂、石、土时，其采掘地点、范围及采掘方式，均须经市城建规划部门批准并照章交纳采掘费用。如进行爆破作业，还须经公安部门批准。
第三章 建筑管理
第十条 城建规划部门对城市规划区内重点建设地区和各类公共设施，都要做出详细规划，妥善安排。修建一切工程，无论军用、民用，生产、生活，院内、院外，地上、地下，陆地、水面，永久性、半永久性工程，都必须持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报请市城建规划部门组织房产、市政
、公用、公安、人防、环保、卫生等有关单位进行审批。经现场定线，核发执照，方准施工。
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居住区的建设，必须按照批准的详细规划和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进行。建设住宅，要同时建设庭院内的道路、绿化和各项市政公用配套项目以及文化教育、商业财贸、医疗卫生、消防、邮电等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住宅等各项民用建筑，要逐步做到统一规划，统一
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利用山坡进行各项建设时，要严防水土流失，保护地表植被。
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一切建筑和工程设施，均属违章建筑。对违章建筑，有关单位不准施工、拨款、供料、供水、供电。强行施工者，按本条例第三十二条有关条款处理。
第十三条 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实行文明施工，保持场地整洁。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必须在限期内拆除暂设工程，清除垃圾残土，做到工完场净，经城建管理部门组织有关单位检查验收。不合格者，不得交付使用，并限期清整。逾期不清整者，由城建管理部门代为
清整，场地清整费用从工程尾款中扣缴。
第十四条 建筑物和各种设施都要经常保持完好、整洁，注意市容和安全，不准滥行张贴、涂写。不准在临街墙面上任意扒门、堵窗。不得在阳台上任意加窗、砌墙、乱摆、乱挂。
第十五条 宣传板、标语牌、广告栏、画廊等设施，必须经常保持整洁、美观。其设置地点，由城建管理部门会同宣传、广告部门进行安排，并照章缴纳管理费。
第十六条 城市中各种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等历史文物，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拆除或损坏。文物保护单位和城建规划部门要规定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内不得随便增添新建筑物，并注意保持周围环境的风貌。
第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地形、水文、地质等勘测工作，须经城建规划部门同意。各项建设工程都应采用城市的统一座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勘测成果送城建规划部门统一归档。各种测量标志和气象设施等，要严加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移动、毁坏。
第四章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桥涵、排水管渠、堤坝、隧道、路灯、供水、煤气、交通、消防、人防、电力、电讯、热力等设施以及河道、水库，都必须严加保护，不得擅自占用或毁坏。
第十九条 为方便群众，繁荣市场，城建管理和公安部门应在不影响市容、交通、消防、卫生和市政、公用设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按照城市规划和实际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合理布局，统一安排临时的、半永久性的或永久性的市场和商亭、菜棚、摊床等用地。非经市城建、公安部门
批准，不得在划定区域任意设置商亭、菜棚和摆摊售货。
第二十条 不准在城市道路（包括人行道）上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物品。不准在城市防洪堤坝、水源、水库、沟渠等用地及防护地内挖土、开荒、打井、建房、放牧、埋尸、倾倒垃圾。不准在地下管线上部挖土、建房和进行爆破作业。不准擅自拆除、改装、接
引城市的各种公用管线。
第二十一条 凡因施工作业或其他需要而临时占用、挖掘道路、空闲地的，须经市城建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并向城建管理部门缴纳占地费、破路费。挖掘道路，必须设置安全标志和防护设施，并限期修复。占用、挖掘期满，必须立即清理场地，报城建管理部门检查验收。各有关
部门新建和维修城市道路及各种地下管线，必须于3个月前提出计划，周密准备，由城建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安排，按计划进行，避免重复破路，造成损失。
第二十二条 各种车辆要按公安部门和城建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行驶，按指定的地点停放。履带车及其他对城市道路有破坏作用的车辆通过城市道路、桥涵前，必须报经公安部门和城建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保护路面的措施。对道路、桥涵有损坏时，按规定缴纳赔偿费。机动车
试刹车，必须在指定的路段进行。
经营停车场的单位，须照章向城建管理部门缴纳占地、占道费。
第二十三条 凡从城市各种地下管线接引支管，拆迁、改装原有管线，或穿越明渠、堤坝修建地下管线，须经城建规划部门同意，由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施工结束后，报经原批准部门检查验收。
第二十四条 禁止向城市下水管渠排放对排水设施有腐蚀、堵塞等危害的污水和有毒害的气体。特殊情况，必须排放有害污水时，须报经城建管理部门审批。对排水设施造成损坏、淤堵者，由排放单位赔偿、补偿损失。
第二十五条 在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必须对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实行统一规划，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地下水资源，要由水利部门会同地质、城建、环保等部门负责管理，严加保护，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水源卫生防护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严防污染。
第五章 园林绿化管理
第二十六条 城市中的所有单位和居民，都有绿化城市、保护园林绿化设施的责任。城建园林管理部门，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绿化管理，组织群栽群管，把树木花草栽好、育好、管好。
第二十七条 城市园林绿地不得侵占。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园林绿地不得改作他用。非法侵占园林绿地的，必须限期退出。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公共绿地和风景区内，不准采砂采石、开荒种地、倾倒污物、毁损花木、践踏草坪，不准放牧、捕鸟、烧荒、埋尸，不准擅自修建各种建筑物和工程设施。在风景区周围500米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事先征得市城建园林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九条 城建园林部门依靠专业队伍和群众义务劳动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国家；各单位投资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各单位；私人庭院自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个人。
城市中一切树木的采伐和更新，均须经市城建园林管理部门审批，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砍伐。
第三十条 为建设和维护各类建筑以及电力、电讯、供水、煤气、排水、道路、交通等设施，需移植、砍伐或修剪树木时，须经市城建园林管理部门同意，并在市城建园林管理部门指导下进行。移植和砍伐树木，应按规定缴纳补偿费。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对模范执行和维护本条例有显著贡献者，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
对违反本条例和支持、包庇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的有关人员，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对当事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制裁、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以罚款或其他经济制裁：
（一）擅自转让、交换、出卖、出租城市土地或擅自改变城市国有土地用途者。
（二）违章占地、占道，占用堤防、河道、沟渠、公共绿地者。
（三）进行违章建筑，拒不听从处理，或在临街墙面上任意扒门、堵窗以及滥行张贴广告、海报、启事、乱涂、乱画，不听劝阻者。
（四）毁坏市政、公用、环境卫生、园林、交通、消防、人防、测量、气象等设施以及各种公有建筑者。
（五）各项建筑和管线工程不按限期清整场地、拆除暂设工程者。
（六）擅自在城市管网上接引管线、安装设备者。
（七）任意向城市排水管渠排放有害污水、有毒气体者。
（八）任意在城市水源、水库、防洪堤坝及其防护区内或城市绿地建房、挖土、开荒、放牧、埋尸，倾倒垃圾、污物者。
（九）擅自砍伐树木、毁损花草、破坏名胜古迹、以及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者。
（十）有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造成损失者。
第三十三条 违章单位拒不缴纳应交费用和罚款时，其上级主管部门应责令照章缴纳。如仍然拒交，由人民法院裁决，银行代扣。个人违章应交的罚款，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缴，或由其家庭交付。罚款之50％上缴财政部门，其余部分用于城市建设事业。
第三十四条 对拒不执行本条例，破坏城市建设，损坏公共财产，扰乱城市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或阻碍城市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情节严重者，分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与国家有关法令、规定有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令、规定执行；本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与城市建设管理有关的城市规划、房产、环境保护、环境卫生、交通、消防、治安、水利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按国家和省制定的有关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可根据本条例制订本地区的城镇建设管理实施细则，以及有关各项补偿、收费、罚款标准和办法，并报省备案。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0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