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７日河南省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３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３日公布施行）
时效性：已被修正 颁布日期：19940623 实施日期：19940623 失效日期：19970116 颁布单位：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的利用和保护
第三章 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四章 供水和用水
第五章 计划用水与节约用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障城市供水工作的正常进行，促进城市供水事业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和《河南省＜水法＞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
第三条 城市供水应当坚持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服务、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第四条 鼓励和支持城市供水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城市供水事业现代化建设。
第五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供水、节约用水，归口管理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节约用水工作业务上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市自来水公司是城市供水生产单位（以下简称城市供水单位），负责自来水的生产、供应，管理城市供水设施，行使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管理职能。
第二章 城市供水水源的利用和保护
第六条 城市供水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地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保护区。
第七条 西流湖、邙山提灌站、花园口水源厂等为本市市区城市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城市供水地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负责水源保护，制止危害水质、水量的行为。
环境保护部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监督。
第八条 城市供水水源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调度。各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当服从调度。
第九条 城市供水地表水水源地主要是为城市供水提供水源。在城乡用水发生矛盾时，应当保证城市用水。
第十条 在城市供水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城市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
（二）向水域排放各种污水、废水；
（三）倾倒、堆置、存放工业废渣、垃圾及其他废弃物；
（四）使用剧毒或高残留农药；
（五）人工养殖或者放养家禽；
（六）使用炸药、毒品捕杀水生动物；
（七）破坏护岸林和水源保护植被；
（八）在禁止游泳的水体内游泳；
（九）其他危害水质和水量的行为。
第十一条 在城市供水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内严重污染水源的工业企业、村庄，应当限期治理或限期搬迁。
第十二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凿井取用地下水的必须依照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十三条 在城市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控制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灌溉农田；
（二）禁止利用渗坑、废井、裂隙、溶洞等倾倒有毒、有害的废水和含有病源体的污水及其他废弃物；
（三）水井周围三十米范围内不准堆放废渣、垃圾和积存污水、修建粪坑等。
第十四条 地下水位降低过量的地区，应当有计划地进行人工补给地下水。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冬灌夏用或者冬休。
人工补给地下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第十五条 环境保护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应定期对城市供水水源进行水质检测。
第三章 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设施包括为城市供水的地表水水源地、沉沙池、引水渠、泵站、输配水管道、净水厂、水源井、配水厂及其附属设施等。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应当在挖掘现有设备潜力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更新改造和新建供水设施，提高综合供水能力和供水水质。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城市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按计划分步实施，配套建设。
第十九条 城市供水设施建设资金，除国家投资外，可以采用地方自筹、利用国内外贷款等办法解决。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供水设施设计、施工的单位，必须持有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城市供水设施建设所采用的管材、管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内衬、外防腐处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工程，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审查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设施的产权以用户总水表为界划分。总水表及总水表以上部分，属城市供水单位所有；总水表以下部分及表井属使用单位所有。
新建城市供水管道总水表及总水表以上部分，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产权及有关资料无偿移交城市供水单位，由城市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安排使用、养护维修，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十四条 需要在城市供水管道上接管供水或者改装、复装、迁移供水设施的，必须经城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用户新装内部用水管道竣工后，必须进行冲刷消毒，经城市供水单位进行工程质量、水质检验合格，方能联网供水。
未经批准，用户内部用水管道不得穿越城市道路。
第二十五条 二次供水设施，不得与城市供水管道直接连通。
安装二次供水设施，必须报经城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第二十六条 自备供水设施不得擅自与城市供水管道连通，确需连通的，必须经城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自来水用户卫生设施和使用、生产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内部用水管道，应当采用间接方式取用自来水，不得与城市供水管道直接连通。
第二十七条 城市供水设施由产权所有者负责维修养护，确保完好、安全运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城市供水单位应及时抢修，在修复后二十四小时内恢复正常供水。
第二十八条 城市供水单位对供水设施进行施工、维修、检查时，应采取安全和防护措施，一般采用不停水作业。确需停水作业的，应提前二十四小时把停水的起止时间通知用户。
因紧急抢修故障，可以先抢修再补办有关手续。
城市供水单位对供水设施进行施工、维修、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给予配合，不得干扰、刁难。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面两侧规定距离内，禁止修建建筑物、堆放物料、植树和其他危害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安全的行为。
新建其他地下管线与已建成的供水管道并行或垂直交叉时，应符合城市规划和有关设计规范。可能影响供水管道安全或者需要移动供水管道的，应征得城市供水单位的同意。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或报废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标准给予补偿。
第三十条 严禁损坏、盗窃和擅自启闭、移动城市供水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供水设施的责任，对破坏、损坏城市供水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四章 供水和用水
第三十一条 城市供水由城市供水单位经营。有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其供水自用有余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有偿调用，不得自行对外销售。
第三十二条 新增自来水用户和需要过户、销户或者改变用水性质的，应当向城市供水单位申请办理有关手续。
未经城市供水单位同意，自来水用户不得对外转让供水。
第三十三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的水质检测规范，做好水质检测工作，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卫生防疫机构应定期对供水水质进行检测。
自来水用户使用的二次供水设施，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对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卫生防疫机构应责令其限期清洗消毒。城市供水单位应为用户提供清洗消毒服务。
第三十四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保证供水管网达到经济合理的压力，压力合格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五条 所有城市用水必须安装水表计量用水。不同性质的用水应当分别安表计量。
用户入户水表必须进行周期检定。水表快慢误差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三。
第三十六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按月抄表，并按水表行度向用户计收水费；用户应当按规定的时间、方式交纳水费。
生产、生活等混合用水的，按其中的最高水价计收水费。
第三十七条 因水表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抄表计量的，按前三个月平均用水量或水表额定流量计收水费。
由于用户的责任造成无法抄表计量的，除要求其限期纠正外，按水表额定流量计收水费。在限期内不纠正的，按水表额定流量二倍计收水费。
第三十八条 城市无表消火栓由消防单位专用，城市供水单位负责维修，非火警不得动用。维修费按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划定的消防演习用水，不得转让使用。消防单位每年应当按规定向城市供水单位交纳水费。
因火警动用城市无表消火栓，应当按实际启用时间及管径流量向城市供水单位交纳水费。
第三十九条 自来水价格应当按制水成本、用水性质分类定价。
城市自来水价格，应当根据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生产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由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市物价部门核定，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第五章 计划用水与节约用水
第四十条 城市用水实行计划管理。用水量大的单位属计划管理用户。
第四十一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定用水和节水年度计划。并根据年度计划、用水定额或者实际需要量核定计划管理用户的用水指标。
第四十二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行业综合用水定额和单项用水定额。
第四十三条 应当纳入计划管理的自来水用户和已纳入计划管理的用户，需新增自来水用水量，应当经城市供水单位签署意见后，报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用水指标。
第四十四条 计划管理用户超计划用水的，对超出部分，按省人民政府规定征收加价水费。
第四十五条 用户应当改进生产用水工艺，推广使用先进的用水设备。耗水量大和浪费严重的，应当对用水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选用节水型生产工艺和节水设施。
第四十六条 用户应当采用循环用水、一水多用、废水处理回用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用水单耗高于用水定额的，应当采取措施降低用水单耗。
第四十七条 用户应当经常对自管的用水设施、设备、器具进行检修、保养，减少水的漏损量。
第四十八条 居民生活用水应当安装分户表，计量收费。禁止用水包费制。
第四十九条 基建、绿化、环卫、市政等非生活用水，应当尽量少用或不用自来水。凡使用自来水的，必须装表计量并交纳水费。
禁止用自来水进行水产养殖和农业灌溉。
第五十条 对节约用水成效突出的用户，应当给予奖励。奖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纠正或者向城市供水单位赔偿损失外，并可处以赔偿费用二倍以下或者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停止供水：
（一）擅自在城市供水管道上接管用水的；
（二）擅自转让供水的；
（三）擅自改装、移动城市供水设施的；
（四）擅自将自备水管道与城市供水管道连通的；
（五）擅自安装二次供水设施的；
（六）非火警启动消火栓的；
（七）修建建筑物、进行地下施工、堆放物料等危害城市供水设施安全的；
（八）擅自启闭城市供水阀门的；
（九）损坏城市供水设施的。
第五十二条 城市供水单位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纠正；对直接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停水，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二）供水设施检修或施工，未按规定设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三）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
（四）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未及时抢修的；
（五）城市供水设施故障修复后，未按规定恢复供水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行为。
有前款（一）（二）（五）项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擅自对外供水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纠正、核减用水指标，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计划管理单位未经核定用水指标擅自用水的；
（二）使用自来水进行水产养殖和农业灌溉的；
（三）选用或未按规定更换国家、省、市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器具的；
（四）冷冻机及其他制冷设备的冷却水，未经重复使用而直接排放的；
（五）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包费制的；
（六）因管理不善造成用水设施跑水、漏水的。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触犯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对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八条 城市供水或者节约用水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何勤华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ｚｈàｏ＠①，（注：颜师古注曰：“ｚｈàｏ＠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ｚｈàｏ＠①。”）衣黄ｚｈāｎ＠②ｙ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