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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法治基础----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法律保护为视角

常祯


[内容摘要] 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如何保障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国内众多学者已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法律保护为视角，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法律保护问题，以期为西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一点启迪。

关键词：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法治


　　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应具有公平性原则，体现为时间上的公平性与空间上的公平性。 而在我国要实现这种公平，就是要解决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平衡问题，重点是破解制约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瓶颈”。

一、环境问题是制约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关键性因素

　　有专家认为，当前制约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而恶劣，人口相对过剩，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从而形成环境退化—人口增长—贫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西部地区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出恶性循环怪圈，打破环境与贫困、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一怪圈呢？一是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我国以往的扶贫战略是以经济政策扶持为主导，结果是生态失衡加剧，环境进一步恶化，用大量资金和管理投入换来的经济增长也常被无情的自然灾害夺走。 因此，通过扶贫打破恶性循环怪圈此路不通。二是人口问题。西部地区人口增长受国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限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解决西部地区恶性循环问题，故此路也不通。三就是环境问题。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是国土的腹地和屏障，其生态环境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西部生态环境的显著特点就是环境问题突出，具体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扩大、土壤退化、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脆弱，生态状况总体呈恶化趋势。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人类活动，如对森林的过度开采、选择开垦对象不对、对水资源的利用不当等。笔者认为，破解西部地区恶性循环怪圈，最关键的是扼制环境退化，保护、改善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因为只要生态环境恢复了，土地生产力提高了，土地承载人口率将会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对于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缺陷问题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法律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是法律体系的基础，是法律精神的实际体现，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在我国，由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及价值追求等环境法理的研究深度不够，导致环境法律制度分散、独立，环境法律原则体系缺乏法理和实践的双重合理性，是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严重的趋势未能得到全面控制，局部反而恶化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法律障碍，因此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针对环境公益及其外部性、多样性、多元性等特点，构筑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并明确其价值追求极有必要。 注重对环境法律原则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利用原理上的突破来指导环境资源法律基本原则具体内容的改进和原则体系的革新，不仅有利于完善环境资源立法，深化环境法理论，促进可持续发展，指导环境公益的界定、确认、维护和分配，而且对切实有效地解决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有直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三、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构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可能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严重问题。面对这种环境紧张状况，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严重缺陷已够成加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制的主要障碍和“瓶颈”因素。因此，全面进行针对西部地区特殊地域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重构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法学界虽然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对环境法律原则及其体系的整合、改革和创新问题积极展开了多方面、多形式的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但是，我国西部地区在开发过程中，政策优先、行为优先、缺乏配套法律法规的现象比比皆是，行为的先行性和立法的滞后性导致开发秩序的混乱，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安全。所以，构建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应着手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一是制定西部开发法。西部开发不仅关乎西部的发展，而且是牵系中华民族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头等大事，因而开发西部的法律定位一定要高，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由全国人大制定，可以视为开发西部的“宪法”，使西部开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西部环境资源法。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保护管理单项法律为内容的比较完善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西部作为长江、黄河发源地，重要性自不待言，恶劣的生态环境要求特事特办，专就西部的环境问题进行立法，特别加以保护，不但要保护自然资源，还要改善生态环境，防止工业污染，所以称为环境资源法。在立法模式上，应突破现有的环境法律监管体制，借鉴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立法经验，进行超前立法。三是特定事项的单行立法。鉴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综合性，对其管理保护应当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生态区域的特性就特殊事项进行特殊立法，如《沙漠化防治法》、《长江源头保护法》、《黄河源头保护法》等，最终达到改善环境状况、提高环境质量的目的。四是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制度。法律在运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政府、自治机关等部门因地制宜、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制定适应实际情况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也是西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

（一）加快体制改革，提高执法水平

　　西部环境保护在构筑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后，重点任务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的贯彻实施。最充分地实现立法的宗旨是每个立法者的美好愿望，要不背离这个初衷，就要在执法体制、执法者的素质、执法监督等方面建立一种合理机制，确保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本旨。笔者对于该机制的初步设想如下：
1、理顺执法部门的权限。《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路、民航管理部门分别在与自身业务相关的范围内对污染防治实施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地、农业、水利行政部门按照资源要素分别对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环境监督除环境行政机关外已达13个，实行的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层次管理体制，执法主体林立，权力过于分散，责任不明，容易造成执法混乱、“大家都管其实谁也不管”的被动局面，使环境保护工作大打折扣。如果西部地区这一特殊地域再沿用这种模式，势必不利于环境保护，为此建议成立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局，隶属于国家环保总局，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减少行政执法障碍，削减其他相关部门的环境执法权，其权力由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统一行使，使其具备综合的执法能力。
2、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其品质、学识、对法的领悟能力都将影响执法效果。随着各项政策向西倾斜，必将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入西部，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到环境执法队伍中来；要完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实行竞聘上岗，大胆启用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年轻干部，使其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中来；要加强对现有执法队伍的培训，使其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注意提高环境工作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到环境执法部门不仅能够吸引人，而且还可以留住人，最终促进执法质量的提高。
3、改变执法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执法手段。环境执法技术含量高，涉及领域广泛，所以要求在遵循传统执法模式的前提下，采取多种灵活的手段和方式指引和疏导人们的行为朝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既要减少公众的抵触情绪又要注重工作的实际效果，具体为：一是公众参与制度。环境是大家的环境，环境工作没有公众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公众参与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设立环境保护热线电话、市长接待日、“环境保护”的报刊专栏、环境问卷调查等方式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赋予居委会、村委会治保人员环境监督的权力，切实把环境工作落到实处。二是大力普及环境许可证制度。对影响环境的行为严格实施许可证制度，是环境预防保护的重要手段，起着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采方面。三是提高环境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行政管理中的比重。环境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的强制力比其他方式要小，措施比较温和，民众易于接受且积极履行规定的内容，在西部环境状况恶劣、环境意识相对淡薄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无疑会提高工作的实际效果。四是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目前的环境执法部门几乎没有任何强制手段，这同工商、税务部门所享有的查封、扣压、冻结等强制措施相比，软弱了许多；且环境执法部门要同时受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其执法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而大大减弱。因此，西部的环境保护要努力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行垂直领导，赋予执法部门更大的行政权力，如查封、扣压、冻结等权力；对领导考核实行环境责任一票否决制、不过环境关的领导工作定为不合格等，这些措施的采用都将对环境执法的实际效果产生深远的影响。五是加强对环境执法的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在赋予环境执法部门较大权力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其监督的力度。在遵循传统监督模式的同时，主要通过政务公开制度、听证制度、新闻舆论监督等方式增加行政执法的公开信和透明度，力求公正公平。西部人民环保素质相对较低，环保意识较差，认真贯彻政务公开制度，可以使公众对环保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普及听证制度，可以起到教育相对人的作用；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可以普遍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增加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同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些方法应在西部环境保护工作中大力普及。
4、公正司法，力求社会公平。西部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经济发展缓慢，这些特点给西部开发中的司法活动平添了许多障碍：辽阔的地域给违法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以及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所；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有些人的贪欲沟壑难添，非法采挖猎伐；民族众多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族问题煽动闹事；长期被贫困困扰的人们积极寻求致富途径而可能违法甚至犯罪；大量资金的流入使有些人难以洁身自好，伸手从中渔利等等。而遏制这些问题发生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司法机关应坚持公正司法，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体到环境领域应当包括：
　　一是环境刑事案件。新修订的《刑法》加大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第六章第六节专门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罪，共9个法条14个罪名，分别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非法狩猎罪，滥发林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发林木罪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的有利条件之一，许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做文章，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主要表现为：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采伐珍贵植物、矿藏等方面。对于环境刑事犯罪，公、检、法、司要密切配合，行动迅速，有效打击犯罪分子。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将是很难恢复或者是永久性不可恢复（如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这就要求司法机关行动迅速，出击有力，才能达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要加大对司法部门的财政投入，使其有足够的人员和设备来适应环境保护领域对高新技术的要求；对于环境案件，公、检、法要优先办理，从立案、侦察到审判，要从快、从严、从重；要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审判案件的影响力，以具体的事例教育公众，威慑犯罪分子。
　　二是环境行政案件。依法保护环境，是西部开发的中心议题之一，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无旁贷，在实施管理职能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行政案件。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当及时、准确、合法，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有效手段防止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因为环境资源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而不象其他行政案件，对造成的损失可以有较多的补救措施。同时，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种监督，只要行政机关严格地按照法定条件办事，依法行政，便会在诉讼中立于不败之地。如前文所述，西部环境保护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较大的权力，相应的，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也会居于突出位置，法院的有效监督意义重大，主要应作到：（1）加强行政庭建设。目前，西部法院行政庭的力量普遍不足，设备落后，难以适应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要从人员、设备等方面加以充实。（2）扩大受案范围。目前行政庭的受案范围主要集中在法律规定的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范围之内，西部的环境问题复杂，新问题会不断出现，因而，法院应当不断的扩大受案范围，尤其是侵犯公民环境权的行政案件，切实把环境保护落到实处。（3）依法监督环境行政部门的诉讼行为。行政案件，被告负举证责任，其证据只能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收集，未经法院许可，不得自行向原告收集证据。这一点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的有力手段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要提高司法建议书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使法院的监督效果显著。
　　三是环境民事案件。《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向直接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范畴，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环境侵权案件会不断出现。有些污染源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物，且交纳了相应的排污费，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能因为合法排放而免除其民事责任，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较高的法律理论知识和环境保护知识。对于合同纠纷，主要是指有关环境工程的勘验、设计、施工纠纷，环保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纠纷，环境技术的开发、咨询、使用纠纷等。西部开发，环境保护是中心，有关环境的合同纠纷也必将在法院审理案件中占据相当位置。除诉讼之外，法院要严格保证判决、裁定的有效执行，目前“执行难”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顽症，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于环境执行案件，必须跳出“窠臼”，另辟“蹊径”，执行要狠、准、快，切实保障法律得到实施，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曹利军：《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3]窦玉珍主编：《环境法通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佚名：《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http://www.148cn.org/data/2006/0508/article_2336_1.htm
[5] 王芳:《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宁夏党校学报 ，2002（1）
[6]王莉芳 侯普育，《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http://www.gx-info.gov.cn 2007-7-10 11:16:17
[7] 崔军林：《法治基础浅论》，http://www.law-star.com/cac/25005325.htm

论分公司的当事人能力

黄奕新

一、问题
甲公司的分公司A，作为建设单位，与作为施工单位的乙公司的分公司B，签定建设施工合同，后在合同效力或履行上发生争执，建设方欲起诉施工方。问：双方的当事人及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列明及表述？
二、分析
本文的“分公司”是指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由公司设立的、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非法人其他组织。实践中，有些分公司，名为分公司，却没有经依法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而另有些分公司，名为分公司，却领取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某某此国有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均非本文所谓分公司。
本文的“当事人能力”是指依法能够担当诉讼当事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并享有诉讼权利或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
本案诉讼的标的应定为：施工合同关系项下之权利和义务。
笔者首先认为，分公司，只要具备公司法上分公司的资质，其都具有与公司平等的民事主体和诉讼当事人地位，而不问其民事责任是否最终由公司承担，也不问分公司与总公司内部行政隶属和管理关系如何。

（一）甲方如主张乙公司为施工合同当事人有利于原告并有确实充分证据，可将乙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并列其分公司B为第二被告。
本案中，B分公司与A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如有经乙公司授权，甲方如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据其是基于对乙公司为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基础上，与B分公司签订并履行施工合同，甲方则可主张乙公司乃实际承包人，列其乙公司为被告，提起给付之诉（也可能并有施工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自不当言。
而列B分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法理依据在于：首先，其为施工合同的名义承包人，可能会对本案诉讼标的主张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实际经济活动中，分公司往往是承包出去的，公司往往只是基于“出借”或“出租”资质的利益考虑，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并非像法律所期待的那种内设机构的状态，而是分属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体。其次，不论其是否主张，原告应当让其参加诉讼，使其其辩论的机会，否则，原告对乙公司诉讼的裁判的效力，将无法及于B分公司，B分公司将可能另行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这对原告将是讼累。
应当指出的是，原告对B分公司的诉讼，实际上属对本案诉讼标的（施工合同关系项下之权利和义务）归属的确认之诉。由于这一诉讼与上述乙公司的诉讼，本于同一施工合同之事实，故可以合并。
那么，本案诉讼请求得表述为：
（1）确认本案施工合同的实际承包人为乙公司而非其分公司B。
（2）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3）乙公司给付原告。。。。。。。

（二）甲方如主张B分公司为施工合同当事人有利于原告，可将B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并列乙公司为第二被告。
B分公司为讼争合同的签约人，列其为被告，自不当言。
而列乙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法理依据在于：首先，根据公司法的第14条（旧公司法为第13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对公司的诉讼，不是基于施工合同，而是基于公司法上的诉因。避免裁判生效后还要申请追加执行总公司。2、在有的情形下，乙公司也可能选择主张其是实际承包人，分公司也可能选择主张其只是名义承包人。因为，如前所述，实际经济活动中，分公司往往是承包出去的，公司往往只是基于“出借”或“出租”资质的利益考虑，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并非像法律所期待的那种内设机构的状态，而是分属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体。其次，令乙公司参加诉讼，使其有辩论的机会，这样，对施工合同关系裁判的效力将及于乙公司，避免乙公司另行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在这一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吴庆宝法官曾认为，“在小额诉讼中，尽管分公司为被告，只要得到公司的授权或者认可，分公司管理的财产又足以承担民事责任时，不需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只有当债权数额巨大或者较大时分公司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所产生的争议较为复杂，超出了分公司处置的权限时，应当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除小额诉讼案件之外，分公司应将公司章程以及对公司授权的额度、权限范围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以便人民法院对是否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做出适当的选择。”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既然公司法上述规定并没有附加有关诉讼标的金额方面的限制，是否选择在诉讼阶段就向乙公司主张权利，就应当属于原告的诉讼权利（虽然原告如不在诉讼阶段提起，在裁判生效后仍可申请追加执行）。至于，乙公司如认为小额诉讼无关紧要，或信任其分公司B，可以选择不进行答辩和出庭辩论。只有在原告不列总公司为被告下，分公司才有权“将公司章程以及对公司授权的额度、权限范围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申请追加总公司为被告，申请追加是分公司B的诉讼权利而非义务。况且，在实在法依据方面，吴庆宝法官的这一观点应当是在新公司法出台前，新公司法在这点上仍坚持原来的表述，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条件，这也说明，吴庆宝法官的观点并没被新公司法为采纳，至少是没有被其明确采纳。
吴庆宝法官还认为，“在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时应当考虑只要合同是由分公司签定的，或者侵害后果是由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造成的，就应当首先判定分公司以其经营管理的公司资产承担民事责任，并判决由公司对分公司所造成的民事后果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一种补充性的民事责任。”在这点，笔者完全赞同。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公司应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认补充责任，实际上限制了总公司的责任范围，侵害了原告的利益。而且强制执行时，不好认定分公司是否无财产可供执行。此外，在实在法依据方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的一个分支机构已无财产法院能否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财产问题的复函，有补充责任的精神，但这一复函已被废止，这也佐证了吴庆宝法官和笔者的观点。
那么，本案诉讼请求得表述为：
（1）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2）B分公司给付原告。。。。。。。
（3）乙公司对上述给付共同承担责任。

（三）实务中的变通处理方法
实践中，原告出于对分公司资信和偿债能力的担忧，往往希望列公司为被告。但，原告如无确实充分证据以资认定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基于乙公司的授权，并且原告是基于此种信赖才与B分公司签订和履行施工合同，原告如以本文第（一）方面所述，列明被告和表述诉讼请求，则有可能被法院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的可能，届时虽然可以对B分公司和乙公司，按本文第（二）方面列明被告和表述诉讼请求，另行提起诉讼，但造成讼累，并有时效风险。故为避免诉讼风险，原告可以考虑对诉讼请求，不作上述明确的区分，而笼统地表述为：
（一）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二）总公司与分公司共同给付原告。。。。。
在诉讼过程中，待法官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后，再适时变更。

（四）关于原告的资格
A分公司是施工合同的签约人，如在合同履行中也实际给付或受领了相对人的给付，应当认为其具有本案诉讼利益，可以单独作为原告走诉。至于甲公司是否共同起诉，由其自行决定。被告可以申请法院通知甲公司，要求其就是否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书面声明。甲公司选择不参加的，应在裁判中述明。则本案裁判的效力将及于甲公司，甲公司不得事后另行起诉。
同时，要注意，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该条虽只规定责任，但依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通理，也可以自然推出，分公司的民事权利由公司享有。其次，根据判决既判力扩张的原理，A分公司属为甲公司而为原告，A公司与被告方的确定判决，对于甲公司亦有效力。甲公司即使未选择参加诉讼，亦可直接以自己名义申请强制执行该判决，被告方对其清偿的，同时免除对A分公司的债务。（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1条：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对于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者，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4-2条：执行名义为确定终局判决者，除当事人外，对于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二、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该他人及诉讼系属后为该他人之继受人，及为该他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