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31号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暂行办法》已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28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王勇
二Ｏ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工作，提高中央企业防范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和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2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一）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二）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三）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四）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经济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

　　第四条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是指中央企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活动的全过程管理。

　　第五条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工作应依法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应急管理工作履行以下监管职责：

　　（一）指导、督促中央企业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

　　（二）指导、督促中央企业建立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三）指导、督促中央企业落实各项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措施，及时有效应对企业各类突发事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四）参与国家有关部门或适当组织对中央企业应急管理的检查、督查。

　　（五）指导、督促中央企业参与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

　　（六）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央企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失职渎职责任进行追究。


　　第二章 工作责任和组织体系


　　第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认真履行应急管理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责任制，应急管理责任制应覆盖本企业全体职工和岗位、全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

　　第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全面履行以下应急管理职责：

　　（一）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急管理组织机构。

　　（二）编制完善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并持续改进。

　　（三）督促所属企业主动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接，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四）加强企业专（兼）职救援队伍和应急平台建设。

　　（五）做好突发事件的报告、处置和善后工作，做好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信息披露、新闻危机处置。

　　（六）积极参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九条 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应急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应急管理工作负总责。中央企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分管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落实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统筹协调和管理企业相应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对企业应急管理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对其独资、控股及参股企业的应急管理认真履行以下监督管理责任：

　　（一）监督管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应急管理制度建立情况；应急预案编制、评估、备案、培训、演练情况；应急管理投入、专（兼）职救援队伍和应急平台建设情况；及时报告、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

　　（二）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纳入中央企业应急管理体系，严格应急管理的检查、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

　　（三）对参股等其他类子企业，中央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经营合同、公司章程、协议书等明确各股权方的应急管理责任。

　　第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明确本企业应急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和各类突发事件分管部门的职责。

　　（一）应急管理机构和人员。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成立应急领导机构，设置或明确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和专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分管部门，配置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其任职资格和配备数量，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国家和行业没有明确规定的，应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内容和性质、管理范围、管理跨度等，配备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

　　（二）应急管理工作领导机构。

　　中央企业要成立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本企业的应急管理工作，研究决策应急管理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应当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并明确一位企业负责人具体分管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领导机构应当建立工作制度和例会制度。

　　（三）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

　　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负责组织企业应急体系建设，组织编制企业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协调分管部门开展应急管理日常工作。在跨界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负责综合协调企业内部资源、对外联络沟通等工作。

　　（四）应急管理分管部门。

　　应急管理分管部门负责专项应急预案的编制、评估、备案、培训和演练，负责专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分管专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处置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企地衔接”的要求，建立“上下贯通、多方联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开展应急管理常态工作。

　　第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积极借鉴国内外应急管理先进理念，采用科学的应急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一）中央企业应当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规划纳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使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与企业发展同步实施、同步推进。

　　（二）中央企业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当包括：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应急培训演练体系、应急队伍建设体系、应急保障体系等。

　　（三）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行管理，及时发现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持续改进、不断完善，确保企业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第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各类突发事件的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估，针对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编制企业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对应、内外衔接”的应急预案体系。中央企业应当加强预案管理，建立应急预案的评估、修订和备案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

　　第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各级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应急培训，提高应急指挥和救援人员的应急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提高全员的应急意识和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要组织编制有针对性的培训教材，分层次开展全员应急培训。

　　第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节约高效的应急预案演练，突出演练的针对性和实战性，认真做好演练的评估工作，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持续改进，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专业救援和职工参与相结合、险时救援和平时防范相结合的原则，建设以专业队伍为骨干、兼职队伍为辅助、职工队伍为基础的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第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应急救援基地建设。煤矿和非煤矿山、石油、化工、电力、通讯、民航、水上运输、核工业等企业应当建设符合专业特点、布局配置合理的应急救援基地,积极参加国家级和区域性应急救援基地建设。

　　第二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综合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应急装备和物资的储备，满足突发事件处置需求，了解掌握企业所在地周边应急资源情况，并在应急处置中互相支援。

　　第二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大应急管理投入力度，切实保障应急体系建设、应急基地和队伍建设、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应急培训演练等的资金需求。

　　第二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与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急预案的衔接工作，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统筹配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队伍、装备和物资，共享区域应急资源。加强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其他企业之间的应急救援联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合应急演练，充分发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区域一体化联防功能，提高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设满足应急需要的应急平台，构建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网络，实现突发事件信息快速、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报送，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和辅助手段。

　　第二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充分发挥保险在突发事件预防、处置和恢复重建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推进意外伤害保险和责任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对专业和兼职应急队伍的工伤保险制度。

　　第二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积极推进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紧密跟踪国内外先进应急理论、技术发展，针对企业应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加强与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积极研发和使用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

　　第二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并按照要求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资委报告，情况紧急时，可直接向国务院报告。信息要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第二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突发事件统计分析制度，及时、全面、准确地统计各类突发事件发生起数、伤亡人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相关情况，并纳入企业的统计指标体系。

　　第二十八条 造成人员伤亡或生命受到威胁的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央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对因本单位的问题引发的或者主体是本单位人员的社会安全事件，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上报情况，并迅速派出负责人赶赴现场开展劝解、疏导工作；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应加强协调，服从指挥。

　　第二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披露机制，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启动新闻宣传应急预案、全面开展舆情监测、拟定媒体应答口径，做好采访接待准备，并按照有关规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媒体、员工披露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进展情况的信息。

　　第三十条 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解除应急状态，并及时组织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开展或协助开展突发事件调查处理，查明发生经过和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第四章 社会救援


　　第三十一条 中央企业在做好本企业应急救援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自身专业技术、装备、资源优势，开展应急救援，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二条 社会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求，在能力范围内积极提供电力、通讯、油气、交通等救援保障和食品、药品等生活保障。

　　第三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重大自然灾害捐赠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进行捐赠的中央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向国资委报告和备案。

　　第三十四条 参与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救援的中央企业，应当及时向国资委报告参与救援的实时信息。


　　第五章 监督与奖惩


　　第三十五条 国资委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工作的督查工作，督促中央企业落实应急管理有关规定，提高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工作水平，并酌情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第三十六条 中央企业违反本办法，不履行应急管理职责的，国资委将责令其改正或予以通报批评；具有以下情形的，国资委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未按照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突发事件，或者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

　　（二）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按照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采取预警措施，导致事件发生的。

　　（四）未按照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突发事件或者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三十七条 国资委对认真贯彻执行本办法和应对突发事件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央企业予以表彰，中央企业应当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第三十八条 中央企业参与突发事件救援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国资委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国有资本预算补助，并在当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酌情考虑。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中央企业境外机构应当首先遵守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构建
王丹
近年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各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指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是一种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恢复原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谨慎为之。对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达到最优的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势头，引起了司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刑法谦抑原则——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的法理基础
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刑法应作为社会抵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刑法谦抑主义所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自然法精神，推崇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更有效。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这就要求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注重刑法的建设作用和养成功能，而不是强调刑法的镇压、摧毁和威慑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眼于对被害人、社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改造，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他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认为犯罪是反对其他个体或社区的行为；犯罪行为发生后，不应仅仅去谴责过去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弥补犯罪给当事人及社区造成的损失；罪犯的义务不是简单的接受惩罚，而应该积极地面对犯罪造成的结果，承担抚慰受害人或赔偿损害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恢复犯罪前守法的状态，重新融入到社区生活当中。如果当事人各方对犯罪的处理方案达成一致，那么犯罪人就不必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的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这对于避免未成年犯罪人的“污点遭遇”和“标签效应”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1、我国未成年司法的基本理念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基本理念有契合之处
未成年司法贯彻“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基本含义是未成年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在未成年司法中对失足未成年应以“教育手段”为核心，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未成年。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的本质差别决定的。犯罪的本质在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一样， 具有社会危害性， 这也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受惩罚性。但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区别。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失足行为，是由于自身的是非分辨力差、易受影响所造成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经过教育即可以加以矫治，其部分不良行为甚至不加干预，待其心理和生理成熟后也能够自然得到矫治，其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显然不同。因此，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与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些诉求都能够从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注重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处理上的多元化相吻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也正是因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被当代各国所推崇。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特点就表现在它对已然犯罪的反应机制上：它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害、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
2、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价值取向与我国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相似之处
恢复性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和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协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人、朋友等参加）、圆形会谈（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对本案有兴趣的任何人参与）。具体到未成年人来说，其核心是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协调人协调、促进各方的商谈，并协助参与各方找到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这与我国的调解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2]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虽然我国刑事案件中的调解与恢复性司法程序相比存在显著区别，但这至少表明我国法律对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态度，就是允许用相对温和的不同于传统刑事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点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是相一致的。
3、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为贵”，老百姓普遍存在“忌诉”、“厌诉”的心理，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古以来就有调解、和解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法律资源。遗憾的是，在我们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却忽略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味地强调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推崇诉讼万能，结果导致法院大量的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其不但不能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在这种背景下，“和为贵”式的人民调解重新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因此，“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4、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成熟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构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恢复通道。加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可以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悔罪的各种途径，包括体验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等。例如，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警察如果发现犯罪人实施了犯罪， 首先要同犯罪人面谈， 然后带他们去作案的现场。如果他们是盗窃商店，就带他们去被盗窃的商店，跟商店老板面谈。这样使未成年犯看到他们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较快地促使他们对自己罪过的反省，也较容易使被害人原谅这些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的基础上，采取道歉、忏悔等情感方式以及金钱赔偿的物质补偿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也能够使得法庭教育寓于法庭审判的全过程，改正法庭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凸显刑法的教育、保护功能。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处分制度。如日本现行《未成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制度，其保护处分限定为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设施、移送未成年院三种。英国对犯罪未成年采取的保护处分措施一是拘禁性保护处分，称为拘禁判决；二是社区保护处分，称为社区判决。确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圈，综合被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家庭成员、警察、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达成处罚协议，能够有力地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矫正。
5、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位是造成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相比，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显得过于单薄。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能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找到零星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这些特殊规定充其量是正规刑事法律的有限的补充，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来说力量微不足道。1991年9月4日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2007年6月1日起实施。1999年6月28日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说，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和修订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日趋成熟。但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原则性较强，缺乏相应的具体操作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因此在实践环节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活动的更多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以及刑事政策，具体运作上只是停留在参照成人法的基础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全面构建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准则的基本框架。该规则立足于把未成年同成年人明确分开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完全独立的体系结构。这可以说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处罚主义”逐渐转化为“保护主义”，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置以教为主、以罚为辅，除重大犯罪外，一般以实施保护性管训处罚为原则。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置原则。在我国，有50%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 而在德国只有4%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
6 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现的新趋势
（1）、犯罪年龄低龄化
前几年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14至16岁，犯罪年龄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其中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12%，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　　
（ 2）、犯罪类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主，其中抢劫、盗窃、抢夺犯罪尤为突出，此外，杀人、强奸、绑架、伤害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在毒品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发生在校园周边针对在校学生的敲诈、抢劫等各种案件，已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个别学校周边案件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到了在校学生及家长的情绪，危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和该地区的社会治安。
　　（3）、犯罪手段成人化
　　有资料显示，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广泛采用成人犯罪的方法、手段。其一，未成年人作案性质趋于恶性化。部分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惨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其二，网络犯罪日益增多。网络的兴起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相应的法规和监管制度并不完善，且网络犯罪具有较大的隐蔽性，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参与了利用网络传播淫秽信息、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
　　（4）、犯罪形态团伙化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易于得逞。据统计，60%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属于团伙作案，纠集多人，相互利用。一种是由未成年人纠合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另一种是由成年人控制、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
　　（5）、犯罪方式智能化
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未成年人作案时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实施高科技犯罪也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如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传播、观看淫秽物品，窃取、更改、复制电信号码，窃取上网账号及密码等。同时未成年人反侦查能力也不断增强，实施犯罪之前精心布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出现的新趋势，不仅要加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高未成年人自身免疫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外部环境，落实未成年人监护措施，还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完善以家庭为基础的成长监护体系、以学校为基础的素质教育体系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青少年帮扶体系构成的预防教育体系，大力开展“平安家庭”、“和谐家庭”建设，在加强学校素质教育方面，调整课程设置，增加公民意识、青春期教育、心理、法制、自我保护等素质教育内容，在建设社区服务平台时，要设置青少年事务社区工作站，组织社会群体参与青少年社区服务。
2、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努力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正面引导，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培养他们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习惯，这是减少青少年发生违法行为的一项治标治本的措施。
3、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一是加快建设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各类活动场所。有关职能部门应结合实际，以社区为载体，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的文化设施；二是加强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督管理，开展经常性的执法检查。三是切实加强对网吧的管理。强化对网吧的经常性检查，切实落实网吧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和网吧远离学校的规定。
4.加大对收赃的打击力度。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绝大部分为盗窃非机动车、手机、电缆、金器等物品，未成年人之所以多次反复盗窃犯罪，是因为他们能够轻易销赃并从中获利。这些情况反映了当前我市对手机、车辆、废旧品等二手市场等存在一定的管理漏洞。
5、加强对失足未成年人的跟踪帮教。司法部门在办案时，要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惩治犯罪和矫正、预防犯罪紧密结合起来。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对失足青少年进行综合矫治，做好帮教工作，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发动全社会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就学、就业等具体困难，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失足青少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