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公布继续有效的广播影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公布继续有效的广播影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11月12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总局机关各司局、直属各单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公布继续有效的广播影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通知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0〕28号）的要求，广电总局对现行广播影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认定以下39个规章和301个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其中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继续有效的39个规章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广电部令第11号）
2、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广电部令第20号）
3、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复议办法（广电总局令第5号）
4、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广电总局令第12号）
5、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21号）
6、广播电影电视立法程序规定（广电总局令第23号）
7、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行政许可实施检查监督暂行办法（广电总局令第24号）
8、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25号）
9、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广电总局令第26号）
10、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27号）
11、境外机构设立驻华广播电视办事机构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28号）
12、电影片进出境洗印、后期制作审批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29号）
13、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1号）
14、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2号）
15、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3号）
16、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4号）
17、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5号）
18、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6号）
19、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7号）
20、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38号）
21、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39号）
22、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41号）
23、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42号）
24、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43号）
25、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45号）
26、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广电总局令第46号）
27、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统计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47号）
28、《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广电总局令第49号）
29、《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50号）
30、《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二（广电总局令第51号）
31、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52号）
32、《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广电总局令第54号）
33、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令第56号）
34、《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广电总局令第57号）
35、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令第60号）
36、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61号）
37、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2号）
38、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63号）
39、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广电总局国家档案局令第64号）
二、继续有效的301个规范性文件
（一）综合
1、关于改变文书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发办字〔1985〕418号）
2、广播电视部档案管理暂行条例（广办发档字〔1987〕7号）
3、关于印发《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复议法律文书使用与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发政字〔1993〕268号）
4、关于印发《广播电视宣传档案、资料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发办字〔1994〕718号）
5、广播电影电视部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制发管理办法（广办发办字〔1996〕73号）
6、广电总局来信来访办公室工作办法（广办发办字〔1999〕92号）
7、全国广电系统办公业务信息资源网络信息安全保密和密码设施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广办发办字〔2002〕183号）
8、关于印发《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宣传纪律处分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广发纪字〔2002〕423号）
9、全国广电系统办公业务信息资源网络用户入网、运行管理暂行规定（广发办字〔2002〕860号）
10、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审批项目及实施机关》的通知（广发办字〔2004〕952号）
11、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下发三个保密管理规定的通知（广办发办字〔2005〕175号）
12、关于印发《广播电影电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广发办字〔2006〕19号）
13、广电总局关于在影视剧拍摄活动中加强自然环境和文物保护的通知（广发〔2007〕34号）
14、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广办发办字〔2007〕51号）
15、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节目版权保护工作的通知（广发〔2007〕98号）
16、关于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管理规定的通知（广发〔2007〕122号）
17、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通知（广办发办字〔2008〕148号）
18、广电总局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广发〔2009〕37号）
19、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广播影视法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广发〔2009〕39号）
20、广电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的通知（广发〔2009〕93号）
21、机关录音录像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广办发办字〔2009〕120号）
22、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广电部门在行政处罚中能否直接没收违法设备问题的复函（广办函法字〔2009〕148号）
23、总局机关档案、资料借阅规定（广办发办字〔2010〕81号）
（二）宣传
24、关于印发《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广发编字〔1999〕746号）
25、关于进一步办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通知（广发编字〔2000〕616号）
26、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广发编字〔2004〕1188号）
27、广电总局关于实行优秀国产动画片推荐播出办法的通知（广发编字〔2004〕1587号）
28、广电总局关于实行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制度的通知（广发编字〔2005〕48号）
29、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节目字幕播出管理的通知（广发编字〔2005〕338号）
30、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的有奖竞猜类广播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广发编字〔2005〕484号）
31、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广发编字〔2005〕522号）
32、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管理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广发宣字〔2006〕23号）
33、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广播电视节目保护个人隐私的通知（广办发宣字〔2009〕71号）
34、广电总局关于切实加强广播电视证券节目管理的通知（广发〔2010〕59号）
（三）电影
35、关于继续做好部队影片供应发行工作的通知（广发影字〔1993〕335号）
36、聘用境外主创人员参与摄制国产影片管理规定（广发影字〔2001〕1451号）
37、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519号）
38、关于成立电影院线报批程序的通知（广影字〔2002〕69号）
39、关于进口分账影片拷贝供应的办法（试行）（广影字〔2002〕334号）
40、关于加强影院及院线计算机售票管理的通知（广影字〔2003〕415号）
41、关于改革进口影片供片机制的暂行办法（广影字〔2003〕418号）
42、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影院线公司机制改革的意见（广影字〔2003〕第576号）
43、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管理的实施细则（广影字〔2003〕658号）
44、关于规范影片拷贝片头的通知（广影字〔2004〕10号）
45、关于加强特种电影统一进口管理的通知（广影字〔2004〕67号）
46、印发《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的通知（广发影字〔2004〕257号）
47、关于加强影片贴片广告管理的通知（广发影字〔2004〕700号）
48、关于加强计算机售票系统安装、验收、变更管理的通知（广影字〔2005〕28号）
49、关于印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发影字〔2005〕537号）
50、关于加强对计算机售票影院管理的通知（影字〔2005〕593号）
51、关于加强和改进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管理的通知（广发〔2006〕51号）
52、关于印发《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则》的通知（广发〔2007〕52号）
53、关于印发《组建数字电影（中档技术）院线公司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发〔2007〕87号）
54、关于加强院线公司影院计算机售票管理的通知（影字〔2007〕224号）
55、关于《数字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试行）》的补充规定（广发〔2008〕62号）
56、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广发〔2008〕108号）
57、关于印发《国产影片发行放映考核奖励办法》的通知（影字〔2008〕358号）
58、关于印发《数字电影母版技术质量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影字〔2008〕404号）
59、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专业数字电影院（厅）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影字〔2008〕430号）
60、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数字电影母版实行有偿收集的通知（影字〔2008〕863号）
61、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调整国产影片分账比例的指导性意见（影字〔2008〕866号）
62、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加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素材收集工作的通知（影字〔2009〕31号）
63、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贴片广告和映前广告管理的通知（影字〔2009〕79号）
64、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印发《国产影片出口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影字〔2009〕83号）
65、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印发《少数民族语公益电影数字化译制、发行、放映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影字〔2009〕251号）
66、广电总局关于推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广发〔2010〕7号）
67、广电总局关于改进和完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审查工作的通知（广发〔2010〕19号）
68、广电总局电影局关于电影片数字母版收缴工作的通知（影字〔2010〕424号）
（四）电视剧
69、关于组建电视剧审看小组相关事宜的通知（广社发字〔1998〕26号）
70、关于切实加强公安题材影视节目制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广发编字〔2001〕21号）
71、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广发剧字〔2004〕508号）
72、广电总局关于严格重播重审制度的通知（广发剧字〔2004〕697号）
73、关于规范电视剧演职人员字幕的通知（2004年6月23日）
74、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填写的通知（广发剧字〔2005〕93号）
75、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广发剧字〔2005〕560号）
76、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审查工作的通知（广发剧字〔2005〕561号）
77、广电总局关于印发《电视剧内容审查暂行规定》的通知（广发剧字〔2006〕20号）
78、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电视剧审查工作的通知（广发〔2006〕35号）
79、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管理的补充通知（广办发剧字〔2007〕22号）
80、广电总局关于变更电视剧送审样片介质的通知（广办发剧字〔2007〕79号）
81、关于完善电影、电视剧类音像制品内容审查制度的通知（广发〔2007〕105号）
82、广电总局关于涉案剧报总局终审的通知（广发〔2008〕2号）
83、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关于印发《完善影视剧类音像制品内容审查制度的会议纪要》的通知（剧综字〔2008〕18号）
84、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涉案剧播出时段范围的说明（剧审字〔2008〕38号）
85、关于已发证电视剧变更相关许可事项应重新审查的通知（剧审字〔2008〕48号）
86、广电总局关于试行优秀国产电视剧推荐办法的通知（广发〔2008〕123号）
87、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重大题材电视剧本批复改为网上公示的通知（广办发剧字〔2008〕175号）
88、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关于规范发行许可证制度实施前的电视剧重播管理的通知（剧综字〔2009〕9号）
89、广电总局关于正式启用电视剧电子政务平台的通知（剧综字〔2009〕20号）
90、广电总局关于采用新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通知（剧综字〔2009〕21号）
91、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重申省级卫视黄金时段电视剧上报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剧规字〔2009〕26号）
92、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关于严格控制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剧审字〔2009〕43号）
93、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进一步规范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编播管理的通知（剧规字〔2009〕56号）
94、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视剧使用方言的通知（广办发剧字〔2009〕116号）
95、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中央电视台所属电视剧制作机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办法的通知（剧审字〔2010〕30号）
96、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军队系统制作机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办法的通知（剧审字〔2010〕31号）
（五）传媒机构/网络视听节目
97、印发关于巩固和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广发地字〔1994〕67号）
98、关于加强有线电视节目供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广社发字〔1996〕80号）
99、关于确保各级广播电视台（站）播出安全的通知（广发社字〔1996〕789号）
100、广播电影电视部社会管理司、国家教委电化教育办公室关于教育电视台调整意见的补充通知（广社发字〔1997〕87号）
101、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合并的意见（广发社字〔1997〕458号）
102、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企事业有线台改为有线广播电视站的意见（广发社字〔1997〕459号）
103、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台、教育电视台重新审核登记的通知（广发社字〔1997〕708号）
104、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对转播国内卫星广播电视节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社字〔1999〕121号）
105、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治理工作的意见（广发社字〔1999〕174号）
106、关于加强省级电视台上星节目频道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0〕33号）
107、关于有线广播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合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广发社字〔2000〕954号）
108、关于电影集团开办电影频道问题的意见（广发办字〔2001〕1448号）
109、关于印发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广发办字〔2001〕1475号）
110、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省级广播电视节目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办字〔2002〕275号）
111、关于加强公共频道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2〕425号）
112、关于加强广播影视系统内单位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3〕303号）
113、关于印发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发办字〔2003〕1190号）
114、关于申请开办广播电视付费频道有关事项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272号）
115、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有线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273号）
116、关于加强制作和播放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364号）
117、关于印发市（地）、县（市）教育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388号）
118、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520号）
119、关于加强教育电视台广告播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530号）
120、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运营产业化的意见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569号）
121、广电总局关于申办全国性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570号）
122、广电总局关于抓紧做好央视少儿频道落地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573号）
123、广电总局关于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控系统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821号）
124、广电总局关于乡镇广播电视站、转播台重新审核登记和加强乡镇广播电视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4〕1277号）
125、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5〕329号）
126、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播出机构台标、频道标识和呼号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5〕379号）
127、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申办及开播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社字〔2005〕534号）
128、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频道管理的通知（广发社字〔2005〕539号）
129、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移动数字电视试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社字〔2006〕11号）
130、广电总局关于有线电视分配网建设和经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06〕41号）
131、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对农频道（率）规范发展的意见（广发〔2006〕45号）
132、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移动数字电视管理的通知（广发〔2007〕66号）
133、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车载、楼宇等公共视听载体管理的通知（广发〔2007〕118号）
134、广电总局关于做好《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申报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08〕44号）
135、广电总局关于直播卫星村村通平台节目安排的通知（广发〔2008〕86号）
136、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医疗和药品广告监管工作的通知（广发〔2009〕8号）
137、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广发〔2009〕22号）
138、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发〔2009〕30号）
139、广电总局关于促进高清电视发展的通知（广发〔2009〕58号）
140、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09〕60号）
141、关于加强互联网证券期货讯息、广告宣传等专业性视听节目服务管理的通知（广发〔2009〕68号）
142、广电总局关于促进高清电视发展的补充通知（广发〔2009〕69号）
143、广电总局加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和居家购物节目管理的通知（广发〔2009〕71号）
144、广电总局关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许可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09〕73号）
145、广电总局印发关于电视购物频道建设和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广发〔2009〕92号）
146、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有关文书格式的通知（广办发媒字〔2009〕119号）
147、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广播节目卫星传输管理的通知（广办发媒字〔2009〕121号）
148、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广办发媒字〔2009〕232号）
149、广电总局关于开展电视购物频道和时段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广办发媒字〔2009〕242号）
150、广电总局关于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的通告（通告〔2010〕3号）
151、广电总局关于有线数字付费电视购物频道变更为有线数字电视购物频道的通知（广发〔2010〕17号）
152、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广发〔2010〕21号）
153、广电总局关于开展2010年度《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和《广播电视频道许可证》换证工作的通知（广发〔2010〕29号）
154、广电总局关于开办网络广播电视台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10〕43号）
155、广电总局关于重申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机构不得参加广播影视节（展）的通知（广发〔2010〕60号）
156、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暂停播出以“12590”开头的特服号码有奖竞猜类广告的通知（广办发媒字〔2010〕61号）
157、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广播电台电视台合并工作的通知（广发〔2010〕61号）
158、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广发〔2010〕70号）
159、广电总局关于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建设和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10〕74号）
160、广电总局关于三网融合试点地区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局〔2010〕344号）
（六）科技
161、广播电影电视部科学技术项目管理办法（广发技字〔1992〕218号）
162、广播电影电视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广发技字〔1992〕219号）
163、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印发《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外事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1993〕187号）
164、广播电影电视技术标准管理暂行规定（广发技字〔1993〕262号）
165、广播电影电视部企业标准化管理暂行规定（广发技字〔1993〕262号）
166、印发《关于有线电视现阶段网络技术体制的意见（修订稿）》的通知（广发技字〔1993〕796号）
167、关于发布《有线电视网络采用加解扰技术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广发技字〔1994〕374号）
168、关于颁布《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成果保护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1996〕226号）
169、关于广播影视部科技成果鉴定有关规定的通知（广技科字〔1996〕296号）
170、关于印发《广播电影电视部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及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1996〕319号）
171、卫星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管理办法（广发办字〔1997〕638号）
172、关于印发《卫星电视频道技术与维护管理规定》的通知（广发技字〔1997〕676号）
173、关于加强对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广技科字〔1998〕15号）
174、关于做好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总体规划、技术方案编制和论证工作的通知（广技科字〔1998〕88号）
175、关于印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奖励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1998〕617号）
176、关于颁发《广播电视技术维护管理基本规范》的通知（广发技字〔1998〕747号）
177、关于印发《全国省级、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验收规定》的通知（广技维字〔2000〕296号）
178、关于贯彻执行《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的通知（广发办字〔2001〕22号）
179、关于加强有线电视频道伴音音量管理的通知（广技运字〔2001〕288号）
180、关于广播电视光缆干线网工程技术验收的通知（广技运字〔2001〕295号）
181、关于印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创新奖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2001〕765号）
182、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卫星转发器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广技频字〔2002〕208号）
183、广电总局、建设部关于加强有线广播电视设施建设管理确保有线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的通知（广发技字〔2002〕429号）
184、关于做好有线广播电视缆线入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发技字〔2002〕463号）
185、关于印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节目技术质量（金帆奖）奖励办法》的通知（广发技字〔2002〕781号）
186、关于加强卫星临时业务管理，规范卫星上行操作程序的通知（广技运字〔2003〕125号）
187、关于印发《建立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广发技字〔2003〕601号）
188、关于建设有线数字电视监管平台的通知（广发技字〔2003〕678号）
189、关于印发有线广播电视网改造指导意见的通知（广发技字〔2003〕705号）
190、关于印发《广播电视模拟微波数字化改造指导意见》的通知（广发技字〔2003〕1060号）
191、广电总局科技司关于印发对受理机构和检测测评机构业务工作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广技监字〔2004〕177号）
192、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中央节目平台付费电视频道利用卫星传输有关事项的通知（广发技字〔2004〕938号）
193、关于发布《广播中心数字化程度评价办法》（试行）《电视中心数字化程度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发技字〔2004〕1005号）
194、广电总局关于做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CCTV-1)转播工作的通知（广发技字〔2004〕1234号）
195、广电总局关于公布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目录和检测抽样方案的通知（广发技字〔2005〕43号）
196、广电总局关于对卫星广播电视节目播出通道加强管理的通知（广发技字〔2005〕62号）
197、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工作的通知（广发技字〔2005〕368号）
198、广电总局关于印发《推进试点单位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若干意见（暂行）》的通知（广发办字〔2005〕536号）
199、广电总局关于发布《有线数字电视试点验收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广发技字〔2006〕1号）
200、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卫星广播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技字〔2006〕26号）
201、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试验管理的通知（广办发技字〔2006〕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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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及其健全
郁雷?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跨越国界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而中国当前还没有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只是笼统地采用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结果却使特殊复杂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简单化、机械化，忽视和掩盖了其他与产品责任案件具有更密切更重要的连接因素。据此，中国司法实践已不能满足国际经贸往来的现实需要，必须在吸收相关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健全立法。
【关键词】 涉外产品责任 法律适用 缺陷 国际通行规则
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商品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生产、加工、交换、流通、消费、使用，这使得跨越国境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就中国而言，中国产品在国外发生产品责任问题以及外国产品在中国发生产品责任案件已屡见不鲜；在司法实践中，原有的产品责任立法往往不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使用者的正当权益。为此，我国与2000年9月1日正式实施了新的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责任实体法律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做法，例如扩大了产品范围、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明确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规定了受害人亲属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给付死亡赔偿金，加大了对产品责任人的处罚力度。然而，我国当前还没有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对于一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而言，需要实体法与冲突法来共同调整，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在一些操作层面已“与国际接轨”，如再专章规定涉外实体规范已不必要；但在冲突法领域，我国只是笼统地采用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且不说立法的缺陷需要仔细考察而知，就说由此而导致司法上的困惑与矛盾至少会有：（1）如该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 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如受害一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得到较高赔偿？（3）如双方均是外国人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1] 既然问题已经提出，笔者就有可能也有义务结合这些问题分析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对相关立法的健全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
产品责任历来被认为是各国的强行法，是事关当地公共秩序的“直接适用的法律”和“专用实体法”，如有专家认为“产品责任法的各项规定和原则大多属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不得任意加以排除或更改。”[2] 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以内或把前提条件设为不存在或不允许法律冲突及法律选择时，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国际产品责任作为跨越国境的客观存在从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当代国际私法中所关注的问题，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
从我国的角度看，国际产品责任即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它的主要形式有以下三类：（1）中国产品在国外发生产品责任问题；（2）外国产品在我国发生产品责任问题；（3）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遭受产品责任侵权问题。而中国人在外国境内遭受产品责任侵权问题一般不由我国法院受理[3]，故不在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范围之内。涉外产品责任同一般侵权责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国产品或涉及外国消费者、使用者，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产品责任的认定、损害赔偿的范围金额、责任主体的范围等均差别较大，最终影响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程度，所以，往往只允许适用法院地法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的待遇，貌似“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法院地法恰恰与实现“个别正义”背道而驰；其复杂性表现在它是产品责任：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产品的流通，一件产品可能由若干国家共同加工制造、一件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流转、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可能跨境移动、一个产品责任可能有多个责任主体，因此与判定产品责任所依据的连接因素必然是复杂多元的。涉外产品责任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也就成为我们考察评判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是否合理完善的出发点和依据。
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该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可见，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笼统地采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完全忽视和掩盖了其同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相比应具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尽管“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冲突法的古老法谚仍被一些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希腊、德国、意大利等国）遵循为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但是各国经贸往来的现实与司法实践表明：单纯按照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解决涉外产品责任问题存在以下缺陷和弊端。
首先，“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而什么是“侵权行为地”呢？这一词语本身就包含了不确定因素，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对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并不相同。如比利时法认为发生地与伤害地不一致时，应将行为发生地视为侵权行为地。而英国法为了确定侵权行为地，法院必须弄清导致行为发生的实质性原因发生在哪里，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却因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而有所不同。[4] 德国法则规定，如果被告做出行为的地方与原告遭受损害的地方不在同一国家，法官有义务将对原告有利的地方作为侵权行为地，并且只能适用该地的法律。[5] 而美国1972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采用较具弹性的规则，按照最密切联系的需要由法官自由裁量把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的行为发生地或其他当事人关系集中地作为考虑的联系因素。[6]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规定，“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该规定针对事实不一致情况下，法院有权做出选择作了灵活规定，但并未规定应依什么标准来做出选择判断。至此，“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仍是一个模糊不易确定的概念。
其次，就涉外产品责任而言，什么是“侵权行为地”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一个不易认定的事实问题。一方面在一些复杂的国际产品责任案件中，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既可能与产品设计有关，也可能跟产品生产、销售有关，还可能与产品零部件的提供有关。若一件产品在甲国生产、在乙国设计、在丙国销售、在丁国消费，而其零部件又由不同的国家提供，那么，究竟何为侵权行为地，是极难判断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交通条件极大提高，交通设施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行为地常常带有偶然性，而此偶然行为地一般为被告（产品责任人）不可预见到地点，如原告（受害人）在某国遭受损害，而被告却并未将其产品投放该国市场，此种情形若适用伤害地法，显然对被告而言有欠公正。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持续性伤害（cumulative injury），举例说明：消费者服用了有缺陷的药丸在不同国家进行旅游，此时是很难确定哪里是损害发生地的。
再次，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有时不能很好地保护产品责任受害人的利益。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侵权行为不仅与行为地有关，它还与行为的性质、案件的重心、当事人利益集中地、当事人国籍、住所（居所）以及营业地等连接因素有着更密切都联系，如果仅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难免会造成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当的情形出现。[7]
本文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是明证：其一，我国产品在外国对受害方（外国人）造成损害，若原告诉至我国法院，法院是否应该考虑适用其本国法（同时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还是以产品在中国制造为由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我国法律，后者显然对外国受害人保护的范围、程度比起其本国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外国法对产品责任的认定一般采取严格责任使得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较广，且外国法所确认得损害赔偿一般既包括精神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甚至部分间接损失。其二，外国产品在我国对我国消费者造成损害，若我国法院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为由适用我国法律而不顾原告（我国消费者）根据被请求承担责任人（外国产品制造商）主营业地国国内法（同时是侵权行为实施地法）获得较高赔偿的请求，其结果同样显失公正。其三，如果原、被告双方均是外国人在我国法院提起产品责任侵权之诉，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具有同一国籍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可以适用当事人的共同本国法或住所地法”。此条款从某种角度看，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的具体立法体现。不仅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更显公正合理，并且有利于判决定承认和执行。还有一种是双方具有不同国籍也不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中国法律，造成对外国受害人保护力度不够，甚至按照中国实体法的要求外国被告不承担或减免产品责任。而同样是适用原告或被告国籍或住所地法，受害人的利益可能得到充分保护。
我们知道，产品责任侵权虽然关系到侵权行为地的司法主权与公共利益，但产品责任侵权归根结蒂是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摆脱不了同一般侵权行为的共性，即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旨在获得他所满意的损害赔偿，其本质是一种私权之诉。法院实现公正的途径恰恰是在合理依据的范围之内，保证受害人获得令其满意的、充分的赔偿。加之涉外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当涉及到外国当事人的情况下，给予外国当事人按其本国赔偿范围及标准的判决并不意味对侵权结果发生地公共秩序的破坏；相反仅仅以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一偶然因素为由拒绝以其他更密切的联系因素所指引的准据法为判定实体权利义务的根据，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理的，最终会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进而影响到外国当事人对我国法院的信赖与尊重。我们并不能推断出依照当事人本国（尤其是受害人本国）的法律使受害人获得较高额度的赔偿会扰乱损害发生地（多数情况下是法院地）的公共利益与安全：一方面损害赔偿之诉根本上不同于公诉机关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对侵权人责以高额赔偿不会导致侵权行为地当事人间的平衡再度被打破，它既能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诉求，又能惩戒侵权行为人，使其在经济上更是在心理上对类似行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平等公正地实现审判正义，要求法院在应当适用外国法时毫不犹豫地适用外国法，尽可能地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同时兼顾产品责任人的合理抗辩，最终有利于而不是与侵权行为地的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最后，涉外产品责任采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现实后果往往是不自觉地扩大了法院地法的适用途径和机率，阻碍了国际私法机制发挥正常的作用。从我国法律规范本身来看，我国对“侵权行为地法”的司法解释是“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若遇到外国产品在中国发生侵权损害，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大多考虑何者同时又是法院地法做出选择。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侵权赔偿纠纷上诉案中，既选择了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又是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律，作为该案的法律适用依据。[8] 若我国产品在外国发生侵权损害，法院会以产品制造地同时又是法院地为由，以侵权行为实施地法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其法律选择的任意性可窥见一斑，但都为达到适用法院地本国法解决纠纷的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理论上的依据不外乎：适用法院地法是司法主权的需要，是法院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产品责任法具有强行性和公法的性质，而外国的公法一直被认为不具有域外效力。这样即使在应当适用外国法的场合也以公共秩序保留或公法不具有适用性为由排除其适用，转而适用法院地法。关于损害赔偿之诉是私权，笔者在前已有论述。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的规定，实际上是过分强调了我国的司法主权，对在我国境外发生的但我国产品责任法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关闭了法律选择的大门，其立法本意在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这把双刃剑在伤害了外国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试想，若我国消费者在境外遭受产品侵害将得不到我国法律保护，即使他在外国法院起诉得到了判决支持，若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当如何处理？是认定为侵权还是否定之是一个两难问题。“其实，并不用做什么理论上的深究，最明白不过的事实就是内国的法官无疑最熟悉自己国家的法律。他们适用自己的法律轻车熟路，简便易行，而且大多可以做到不出解释上的错误。更何况许多国家的法官，经训练培养后，就会认为适用自己的法律是实现审判公正的保障。”[9] 据此，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面对复杂的连接因素，只要可以找到适用本国法的借口或只要双方当事人都不坚持适用外国法，又有几个法官不愿避重就轻呢？毕竟从识别到连接点的确认到反致到外国法的查明到公共秩序保留直至最后做出一个涉外判决不仅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而且对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极高，恐怕这不是我国法官队伍与法律资源现状所能胜任的。尽管如此，当代国际私法——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私法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认为遇事只有适用外国法才能发挥国际私法的机制作用，也不能简单认为凡适用法院地法就能保证判决的公正，而必须平等地对待内外国法律，从案件本身而不是从习惯、方便、与思维定势出发查找应适用的法律依据，衡量我国未来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是否先进是否健全，很大程度就看它有没有充分、合理、科学地贯彻“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这一原则。
此外，现行法律条文本身失之片面，不够严密。《民法通则》第146条之“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只规定了“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没有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责任主体的确定、责任之减免等侵权行为其他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但考察立法者的意图，从有关上下文及逻辑结构看，立法并未旨在分割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各个方面，而是统一由侵权行为地法律调整。据此，在今后的条文表述上，修改为“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似更全面。
二、从各国产品责任诉讼的法律适用看有关国际通行规则
（一）美国
美国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冲突法的革命，该革命对侵权行为领域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很大冲击，对产品责任冲突法的适用也有同样的影响。60年代前，美国对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案件大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所谓“侵权行为地”，依第一次《冲突法重述》（1934年）解释为：“构成行为人负侵权行为责任的最后事实发生地。”[10] 因此，在产品责任诉讼中，侵权行为地即指损害发生地而不是指缺陷产品制造地。其理论基础是既得权说（vested right），即原告不管在何处起诉，都携带该法所授予的权利，诉讼法院只不过是被请求支持或协助取得这一权利。[11] 上述法律适用规则虽有不可否认的易于操作、简便高效的优点，但由于损害发生地常属偶然，与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上重大牵连，因此，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时，不仅不能促进该州立法目的，而且损及有更重要牵连地的正当政策。因此，美国开始在不违背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原则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结果的发生，而试图以种种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为地法的适用。如法院主张外国法是有关程序方面的, 此外法院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理由来拒绝适用行为地法。例如在“Kilberg v. Northeast Airlines, Inc.”一案[12]中， 纽约州上诉法院即认为基于该航空公司主营业所的事实，“法院自亦可主张允许飞机制造商逃避本州无过失责任，仅是因为该有缺陷的飞机并未于纽约州坠毁而是在一采过失责任州的领域上空失事，则显不公平。”从60年代后，绝大多数州都相继放弃了这个原则，转而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该原则来源于美国法学会1972年编订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该重述第145节规定：1、当事人对侵权行为中的权利义务，应由同该事件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州的法律决定。2、在确定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时，应考虑到联系是：1）损害发生地；2）引起损害的行为的发生地；3）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公司的地点和各当事人的营业地点；4）各当事人之间关系集中的地点。该重述指出应考虑争执的问题、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利害关系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等。其中利害关系国法律内容之分析及立法目的之探究，最有助于确定哪一国成为最具利害关系国。上述方法即柯里“政府利益分析说”[13] 的实际应用：即在分析各关系国法律后，常能发现关系国法律并无冲突，也就是说，只有一国因为适用其法律使其政策得以促进，而其他国也没因此丧失其利益，那么此时即可适用该国法为案件的准据法。[14] 如果在分析各关系国法律后，发现会有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因适用其法律，其立法政策会得以促进，则是属于真实利益冲突的案件，此时应在利害关系分析办法（或称功能分析办法）下，选择其中一国法律适用，该国法律较之另一国则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也更合理公正。
一般来讲，在有关产品责任的诉讼中，美国法院倾向于以损害发生地作为最密切联系因素。然而损害发生地有时很难确定或依损害发生地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此时，也可将产品制造地、产品购买地、产品使用地和原告住所地等有联系的因素作为选择准据法的因素。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往往需要综合各种有联系的因素作全面考虑。例如，1971年“麦坎诉阿特拉斯供应公司案”（Maccann v. Atlas Supply Co.）[15] , 原告在宾夕法尼亚州购买汽车轮胎，当他在俄亥俄州旅行时，因该轮胎缺陷使原告发生车祸受伤。诉讼地宾夕法尼亚州法院认为伤害发生地不足以说明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法院适用了原告住所地、购买地和法院地法即宾州法律。
从许多判例来看，美国法院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是灵活的，多数场合从保护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出发考虑。如在“特考特诉福特汽车公司”案[16] 中，原告是罗德岛居民，在罗德岛为其子因驾驶在麻省购得的汽车在当地与人相撞丧生对被告福特公司起诉，联邦高等法院在上诉中适用了罗德岛法律而非麻省法律时，重点置于“州利益”上。因为罗州与麻省法律有两点不同：一是罗州法律没有规定关于非正常死亡可追偿的最高限额，能确保对其居民相当充分的赔偿；二是麻省未采取严格责任制，而罗州则采用了严格责任的规定，所以罗州对该案利益是主要的，且对保护其受缺陷产品损害的居民更为有利。但有时，法院也从保护制造商的利益考虑。如1975年加利福尼亚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1974年3月3日巴黎空难事件案即属此。[17] 当日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DC-10客机在巴黎附近失事，造成346人死亡。近1000名继承人和被抚养人在加州对飞机制造商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和飞机机门制造商通用动力公司提起诉讼。由于法国和日本法律规定赔偿费较高，多数原告人主张适用飞机失事地法国法律，有些日本籍原告则要求按照日本法律赔偿。这些要求均遭到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的拒绝。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加利福利尼州法院将保护居住在其境内的制造者，不允许由于失事地点或起诉人住所的偶然因素而增加对原告人的赔偿费”，“应保证使世界上任何人受伤后，能按照飞机设计和制造国的法律得到赔偿。”
（二）英国、加拿大
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包括涉外产品责任诉讼），英国、加拿大的法院过去也适用损害地法，但这种法律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法院也认为在涉外侵权案件中一律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合适。1971年英国上院的多数法官在审理一起上诉案件时，也赞同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审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案时，也没有适用损害地法，而适用了汽车出售地法。[18]
（三）欧洲大陆
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法院在审理国际产品责任案件时，一般都适用法院地的本国法。
德国有关法律选择的案例很少，然而在一些实体法案件中也存在潜在的法律冲突因素。1974年德国一初级法院审理一涉外案件，该案原告从西柏林购买了一辆法国制造的标志汽车，当他驾车在瑞士旅行时，由于汽车结构上有缺陷而致伤害。该案的问题是被告，即西柏林的法国汽车结构上有缺陷制造商的子公司，是否应按照德国制作商的有关制造结构缺陷的责任标准承担责任。法院对此持否定观点，认为任何产品责任诉讼都应直接针对法国的母公司。法院在作上述决定时，并没有进行法律选择，而实际上所采用的仍是德国的法律。
法国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没有代表性的判例。1975年，一名法国试飞员驾驶的直升飞机与一架法国滑翔机相撞，致使飞行员死亡，其妻起诉被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商，指控其飞机控制系统存在缺陷并要求对其经济及精神损失予以赔偿。法院审理该案时，首先以法国法律为根据，认为原告应证实失误的存在。在认定不法责任方面，法院认为必须适用缺陷发生地法律，即加利福尼亚法律，然而由于没有证明飞机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以也未适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19]
荷兰一地方法院在1976年审理过一起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时，就适用了荷兰法律。尽管负有过失责任的制造者主要营业地在原联邦德国，但荷兰法院认为侵权行为发生地及受害人住所地均在荷兰，故应该适用法院地法即荷兰法。[20] 虽然荷兰在1979年9月1日，批准了1973年订立于海牙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但该公约只是对荷兰的有关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荷兰国际私法的实践却影响甚微。
由上述事实可知，之所以德、法、荷三国往往适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与借口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扩大法院地法（大多数场合侵权行为地就是法院地）的适用分不开的。对传统的撼动和突破自然也必须从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所依据的原理——一般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入手。今天，虽然侵权行为地法仍在欧洲各国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但“什么构成侵权行为地法的补充和例外”则是与传统原则迥异其趣的。欧陆各国摒弃了传统原则中把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单一、僵硬的做法，转而适用以侵权行为地为主，同时根据“政策导向”、“被害人导向”等政策因素考虑采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法等法律选择规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认的例外是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称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2条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果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的住所位于同一国家的，适用该共同住所地发法。”现在除了法国、捷克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愿采此一例外外，其他国家均予以承认。适用当事人共同本国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有时单纯依靠住所或国籍不一定能反映事实上的联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瑞士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3条规定：“如果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同一国家有共同惯常住所时，侵权责任受该国法支配，”“如果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同一国家没有共同惯常住所时，这种诉讼应受侵权行为地法支持。但是，如果损害结果发生于另一国，并且加害人可以预见到损害将在该国发生时，应适用该国法。”这样，比单纯依靠国籍和居所更为合理。其他一些例外情况也已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承认，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肯定。例如，1979年生效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该法规第48条第一款规定：“非契约损害求偿权，依造成此种损害的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但如所涉的人均与另外同一国家的法律有更强联系时，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1982年公布的《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对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和上述奥地利法有相似之处。该法第25条规定：“非合同性的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当侵权行为的实施与损害结果位于不同国家时，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律。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他国有更密切联系时，则适用该国的法律。”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把侵权行为区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而分别规定其法律适用。在特殊侵权行为中又细分为公路交通事故、产品责任、不当竞争、妨碍竞争以及因不动产产生的有害影响和基于传播媒介对个人人格的损害等6种，并分别规定了其法律适用。同时，该法规还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引入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其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尽管该规定只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也只能是法院地法，但毕竟突破了意思自治原则仅仅是合同准据法的原则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领域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通过对以上各国产品责任诉讼法律适用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对当今世界相关国际通行规则的变化发展趋势作如下归纳：
总体上看，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上，不少国家抛弃了机械的、单一的法律选择方法，而主张采用灵活多样的规则和方法来确定准据法。在法律选择的过程中，往往透过法律冲突的表面假象去分析法律所体现和保护的政策和利益，同时强调法律适用的结果，从立法上更加追求对当事人的公正待遇和平等对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日趋灵活。传统冲突法的盲目性及其所提倡的那种机械、呆板的单一连接因素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忽视了某一类案件（如产品责任案件）事实构成上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根本上忽视（甚至有时故意漠视）对与案件具有联系的法域的法律内容进行分析。因此，为保证对案件当事人的公正性，体现法律上的正义，不仅要对每一个具体案件的事实构成进行分析，而且法律选择上必须提倡多个开放的连接点，以排除单个封闭的连接点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法官可以在政策分析、利益比较、结果选择的基础上决定何国法律与发生“损害事件”有最重要关系及与发生“损害事件”当事人有最重要关系，就适用该国法律，这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领域内适用的涵义。在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的基础上，英国莫里斯于1951年就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论侵权行为自体法》一文中提出“侵权行为自体法”的概念，对侵权行为地法、法院地法以及当事人属人法加以综合考虑，以使其能够顾及各种例外情况。这种方法是对传统国际私法上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改革，它顾及到侵权行为地法之外法律的可适用性，但又不是机械地重叠适用。
其二，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导向，在涉外产品责任诉讼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前者如美国法院在德克尔诉福克斯河拖拉机公司案（Decker v. Fox River Tractor Co.）的判决中“适用的较好的规则”，事实上也就是能使原告从被告那里获得赔偿的规则，可以说是“最有利于原告”原则的贯彻。[21] 后者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如果损害发生地法对受害人更有利，以该法作为准据法。” 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侵权实体法都有自身的立法目标、政策导向和价值诉求，侵权行为冲突规范虽然不是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必定受到以上实体因素的制约决定，故现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消费者、使用者相对于生产者、销售者的弱势地位就要求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上突出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正如Reese教授所说：“当一项基本政策或者所在涉及的多项政策均导向同一趋势时，……法律选择法则成效的主要标准是它能达成‘促进主要的政策和多数政策’到什么程度……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产品责任法’趋势都是有利于原告，而加诸给制造者更严厉的责任。”[22]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原则已逐渐被各国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上接受。如前述《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3条规定了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律须以加害人可以预见到损害将在该国发生为条件。又如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规定了如果被请求承担责任人证明其不能合理预见该产品或同类产品经商业渠道在损害地国或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国出售时，则该两地法律均不得适用。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排除了产品损害发生地及受害人惯常居所地的偶然性使被告承担不公正责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平等对待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显示出法律选择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兼筹并顾。
其四，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权责任领域，尊重产品责任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如前述1988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方式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又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规定，侵权责任应由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律支配，但受害人可以要求适用导致损害的行为发生地国法律。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亦规定，如果按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均不适用，原告可以主张适用侵害地国家的法律。规定有限意思自治的好处之一即是当侵权行为准据法为外国法时，通过当事人的协议可以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从而可以起到巧妙地达到规避外国法适用的功效，进而维护法院地国的司法主权和公共秩序；另一个好处是保护了产品责任受害人的切身利益，使产品责任之诉更具“私权之诉”的性质。
三、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健全
一方面鉴于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具有以上种种缺陷，另一方面考察了国际上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通行规则，笔者认为应及时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否则越来越多的国际产品责任纠纷将会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国际经贸往来，对我国出口企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极为不利。
健全和完善相关立法的途径有二：
其一，适时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该公约为了统一各国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的分歧，采用了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法律适用制度，其特点如下：
（1）该公约规定了五种连接因素作为法律适用的连接点，即损害发生地、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所在地以及当事人的选择。
（2）该公约规定了一个法律要成为准据法至少需要两个以上连接点作为条件。比如仅有损害发生地这一因素还不能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只有当损害发生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或被请求承担责任人主营业地时，方可适用损害发生地法。所以，在实际上，公约并非适用的是损害发生地法，而是损害发生地与其他连接因素地法的组合适用。
（3）该公约规定了四个独一无二点法律适用顺序：第一适用顺序即该公约第5条规定，关于涉外产品责任的准据法首先应该适用直接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只要该国同时又是1）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或2）直接遭受损害的人取得产品的地方。第二适用顺序即如果不存在公约第5条规定的情形，则按该公约第4条规定，适用的法律应是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但也需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该国同时又是直接遭受损害人的惯常居所地；或2）该国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或3）该国同时又是直接遭受损害的人取得产品的地方。第三适用顺序即该公约第6条规定，如果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均不适用，原告可以主张适用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第四适用顺序则规定，如果第4、5条指定适用的法律都不适用，并且原告没有提出主张适用损害地国家的内国法时，则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内国法。
